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 ,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 ,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 ,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 ,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 ,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 ,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 ,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 ,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 ,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 ,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接受的复调——关于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对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之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提出一种“复调的接受史”作为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方法,主张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并在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等问题上超越了现有的影响/接受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接受史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已经颇为热门，有不少成果发表。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作家、作品，以及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研究。不过，新诗接受史研究的专门论著还不多见。虽然一些诗人论和诗歌史著作已局部引入这一视角，但综合、整体性的研究此前尚未出现，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下简称《接受史研究》）应该是第一部。正如於可训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新诗研究领域，这应该是首创之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将文学史研究区分为“创作史”和“接受史”的两翼，所谓“创作史”，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

“读者”视阈下新诗研究的新突破——论方长安《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中国新诗的1917—1949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相对充分的时期。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现代诗歌流派与思潮研究,比如对新月派、现代派、九月派等诗歌流派的研究已较为成熟;第二,诗人、作品的个体研究,比如对代表性诗人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的研究及评传数量可观;第三,新诗理论批评研究,比如对闻一多、朱自清、废名、朱光潜等人的新诗理论或新诗批评已有较为深入的探索;第四,新诗本体美学研究.

开拓新诗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18年4月26日在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主要围绕"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展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及学术机构的40余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对如何突破新诗研究旧范式、新诗传播接受文献抢救的难度与对策、新诗接受史研究的有效途径、新诗与旧诗的传播空间与共时性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反思了百年新诗研究过程的思路与局限,试图指出中国未来新诗研究的可能向度。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高端论坛成功举办

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高端论坛4月26日举行。来自全国的新诗研究专家汇聚武汉大学，围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展开深入探讨。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流布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是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最富有创建和影响的成果之一。本文着重考察了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和狂欢化诗学,对其理论要点进行了概括和评述,并以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为例,论证了这一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文化根源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古代文学读者接受史研究

接受理论打开了文学史研究一向被忽视的崭新空间：读者接受史研究的广阔领域.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多集中在作家与作品,而接受理论让我们发现了读者.

展望未来发展动向 共抒新诗研究篇章——“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会议纪略

新诗诞生百年之际,为进一步推进新诗的研究,2018年4月26日,武汉大学举办“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以及《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江汉论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学术期刊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於可训先生主持开幕式,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王培刚教授、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分别致辞。

传统模式的“结穴”与新“范式”的探索——评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当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的撰写即将走近“僵死的终点”^[1](P70)，接受美学的引进为“重构文学史”指示了新的方向。运用自觉的接受史意识重新撰写文学史，不仅能深化对文学家、文学理论和文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史的个案如辛弃疾研究中。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吸取其中合理的成份,可以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所启迪,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研究了后人对陶渊明等人作品的不同评价的问题。

接受史作为文学经典的形成史

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在零零星星地做各种作家或作品的阅读史、传播史、学术史研究，但真正从阅读、传播和研究各个方面综合地对现代新诗进行接受史的研究，方著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是一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作。这部接受史著作在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在问题的把握与探讨、在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上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塑造作为文化象征的李白的多维形象——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品读

当前,接受史的研究业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随着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孙微等《杜诗学论稿》、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等专著相继推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术研究的新途径,昭示着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的浮现。王红霞博士著《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作为李白接受史研究的第一部断代史,真实复原了有宋一代李白接受史多姿多彩的样态,生动、深入地刻画了宋人诗歌创作、审美趣味与文化心态的嬗变史。这一学术成果的撰作,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感觉与深厚的学术功底。

词学研究的新维度——评《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

自20世纪中叶起,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学的受众,探讨文学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特别是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到90年代,这种研究方法也被有些学者引入到中国,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重视,较早的如陈文忠著《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尚学锋等著《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尚永亮著《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邓新华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等。不仅诗歌是这样，对词的接受与传播研究也逐渐兴起，如朱丽霞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从词的创作和理论两大部分，

论韩国文人金昌协对欧阳修古文的研究与接受

韩国朝鲜王朝中期著名的文章家金昌协堪称韩国文人学习研究欧阳修散文的一个典型代表。韩国史书以及文人的著述中均有金昌协学习欧文的记载。金昌协从欧阳修散文的内容特点、表现技法方面入手,评价了欧文所引发的审美效果。"简严有法、含蓄吞吐"、"提挈纲领、错综关节"是金昌协重点学习、接受欧阳修散文的两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