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特勒《播种者寓言》中的“超共感”及其批判意蕴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在《播种者寓言》中通过构建“超共感”这一病理性情感现象,从情感维度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病。作为一种疾病隐喻,黑人女孩劳伦的“超共感”指向了新自由主义情境下日益加剧的结构性不平等、种族差异和情感匮乏等现实问题。作为批判情感操控路径的工具,“超共感”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移情陷阱和新型治理手段,暗示其派生的羞耻感等是社会宣扬的价值观的产物。从末世城市到乡村的逃离路径可见,孤立且单向的移情不足以加强对话。只有当个体将情感投向集体和民族身份以寻求意义时,情感共同体才得以形塑。巴特勒以科幻文学为媒介,强调了跨越社会界限的情感对于塑造社会结构组织以及凝聚革命性力量方面的潜在价值。

走出恶托邦 播撒环境正义的种子——论巴特勒《播种者的寓言》

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在其科幻小说《播种者的寓言》中展现了生活在"恶托邦"世界里的少数族裔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小说揭示了导致少数族裔美国人遭受"环境非正义"现象的根本原因,即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种种社会非正义。在小说中,社会非正义现象突出表现在男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以及白人对少数族裔美国人持续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在表现手法上,作家通过灵活运用新奴隶叙述体裁,巧妙应用劝导式叙述模式以及精心设计隐喻等艺术手段使"环境正义"主题得到彰显。通过"环境正义"主题的书写,小说反映了作家对少数族裔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生存现状的担忧,也体现了作家对建立环境正义社会的诉求。

《播种者寓言》中的城市与社区共同体

作为一部敌托邦小说,Octavia Butler的《播种者寓言》叙述了主人公Lauren从濒临崩溃的美国城市与社区共同体逃离,走向建立乌托邦社区共同体之路的故事。以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为观照,将该小说文本置于政治、社会和历史三个同心框架内进行阐释和批评发现,在小说对城市与社区两种形态的共同体书写中,崩塌的罗夫莱多城市与社区共同体是欲望叙事的起点,而幸存的奥利瓦尔城市共同体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矛盾的象征性解决,其目的是压抑晚期资本主义无情地物化和奴役劳工的历史;罗夫莱多城市与社区共同体充斥着因阶级对抗而产生的恐惧的意识形态素;规划中的“地球之种”乌托邦社区共同体是愿望的满足与白日梦,它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革命方向。

末世灾难下的希望:论《播种者的寓言》中的生态理想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在《播种者的寓言》这部小说中想象了未来生态灾难所导致的社会危机,为我们描绘了一副未来恶托邦恐怖图景。封闭于高墙之内的罗贝尔都社区思想僵化,固执狭隘,代表着保守的男性地方观念。当这一封闭社区被摧毁后,小说女主人公萝伦在"大地的种子"的启示下,带领众人在自然灾难和社会混乱的末世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流动的社区。巴特勒警示我们生态灾难和跨国资本可能带来的阴郁的未来,也通过萝伦的行动为我们的未来带来一丝希望和亮色。

论《播种者的寓言》中的资本流动性

资本的流动性体现国家空间架构内的要素分配。它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服务于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播种者的寓言》中,弱势的非裔美国人成为资本流动的受害者。资本在不同空间内的流动将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具象化。罗夫莱多城作为空间表征,代表着统治阶级构想中的城市。在这里,资本作为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源源不断地向上层阶级积聚。奥利瓦尔城则属于表征性空间,代表着真实的生活体验:资本由工人流向资本家。资本流动并未实现工人的既得利益,反而将其禁锢在社会底层,成为新的“债务奴隶”。因此,巴特勒将“橡子社区”想象为差异空间,用以批判资本主义晚期的新自由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