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收容遣送办法》废除后遗留问题的探析——兼评《救助办法》

近年来,收容遣送一直受到批评和置疑,随着今年“孙志刚事件”的披露,该制度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来自学界、舆论界和普通公民的猛烈抨击。2003年6月22日国务院自行废止了实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更人性化的《救助办法》。收容遣送的废除,似乎是该案最好的注解。但是,在《收容遣送办法》废除,《救助办法》实施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又使得必须对此做出重新思考。本文试就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救助管理办法》与公安执法工作

相对于《收容遣送办法》,《救助管理办法》在立法目的的选择、执法主体的确定、受助对象的界定、救助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应这些变化,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应该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及时转变执法理念,提高职业法律意识,增强综合执法能力,以适应新条件下的社会治安形势。

2003中国十大法治事件

一、孙志刚事件 事件:2003年3月,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缺暂住证命丧广州收容站。5月,3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198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6月18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6月22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拆迁变法”需要推进系统改革

对《拆迁条例》的中国式违宪审查看似简单，比起《收容遣送办法》却难上百倍。国务院的自我纠错，既有立法权限上的障碍，也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掣肘。若不能同时解决以上难题，新条例或新修订《土地管理法》，不仅会在立法过程中受阻，即便制定和颁布了，也可能沦为实践中的花瓶摆设。

学者上书与领导批示——“孙志刚之死”的再思考

这早已是一则噩梦般的新闻：供职于广州某公司的年仅27岁的湖北籍青年孙志刚逛街时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公安机关错误收容，以致命丧收容站。备受社会关注的“孙志刚收容期间被伤害致死案”或许是2003年度最受国人瞩目的一个平民之死。在我看来，“孙志刚之死”的意义不在于息事宁人式地将凶手绳之以法以平民愤。而在于“孙志刚之死”产生的一系列拷问制度的震荡性效应。

由孙志刚案探究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从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以来．回顾我们依法治国所走过的历程．我国的法治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所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仍然很大．侵犯人权和违反宪法的重大案例不断发生。较近的典型案例就是孙志刚案：一个二十几岁的湖北青年在广州打工．只因身上没带任何证件（包括暂住证）．被当作“三无“人员送至收容所后，又被送至收容人员救治站．在有关公职人员的指使下．被其他收治人员轮番殴打，终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而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一条无辜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扼杀了。事情揭露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负责人都多次表态要求追查到底．事实上也已经法办了有关责任人员。而国内一些法学家在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并且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案，给全国人民以公正的答复。总而言之．这一案件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却是我国民主和法制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关于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现状。

網絡時代的影響性訴訟及其法治影響力(上)——基于2005—2009年度影響性訴訟的實證分析

2003年春，经媒体披露，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而含冤死在收容遣送所的大学生孙志刚的悲惨遭遇激发了公众积蓄已久的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三博士”和“五学者”先後上书之後，国务院废止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入由于通过民情民意和社会舆论有效实现了促进政府和立法者审视、检讨和废止既有法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孙志刚案件”开启了以个案影响法治的影响性诉讼的先河。

有错就改，方为好政府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了!看到这个消息，我最想说的有两句话：一、自查自纠，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二、有错就改，方为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