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正义——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

庞学铨在该书《译者的话》中介绍说：“本书作者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和国家理论，致力于消除哲学与法和国家理论以及法和国家理论与伦理学这种双重的分离，以恢复哲学的法和国家伦理学本身的名誉。作者认为，法和国家伦理学研究是优先于法和国家制度具体形态的前问题，即道德上是否允许法和国家制度的强制权限？”“赫费认为，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结构下个体自由的实现路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种文本学解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借助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构成现代人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境遇,有关现代人的自由解放问题必须到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答案。

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地位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理论上还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但在现实中,他发现"国家"并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是私人利益的工具.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创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意义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已经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而且从根本上促使马克思从研究哲学、历史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死刑权的法哲学反思(下)——真理与歪理

对死刑权视而不见的死刑批判,无异于无的放矢;对法哲学弃而不用的死刑批判,无异于隔靴搔痒。死刑存废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态度,国家事实上所“专有”的死刑权没有正当根据,死刑既不公平也不正义,更不人道。世界各国都应当尽快废止死刑,这有利于推进各国乃至全球的政治文明。

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研究

包括上帝三位一体论、创世论以及人文论在内的托马斯的神学与哲学思想,是其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其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又是哲学、法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史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不仅远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哲学与实践哲学传统,而且上承基督宗教教父哲学,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从而提出法即理性的秩序、共同的福祉等重要标识,并进而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自由与正义。一方面,与奥古斯丁如出一辙的是,托马斯不仅认为自然理性(亦即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起源于人的理性对于逻各斯的理解,而且他更将自然法视为国家政治思想的神学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从其神哲学出发,将完满而完美的神性视为人性完满而完备的基础,将自由视为人的本质属性,视为达到终极之善的基础;第三方面,他不仅以实践哲学方法论将自然伦理与实证法联系起来,而且强调普遍适用的自然法是实证法的基础,实证法包含自然法诫命,其目的在于阐释与实现自然法。在阐释法的意义基础上,托马斯将法更为细致地划分为相互关联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实证法)、神法(盟约之法),进而阐释与分析它们与国家法律秩序、政治秩序之关系,由此而阐释与分析国家的起源、类型及其属性,并且认为国家的任务与目的必须与人的目的相一致,必须在立法以及所有法律事物与事务中合乎正义。最终,托马斯在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正义学说之基础上不仅提出法律正义之思想,而且将正义视为法与国家政治思想之精髓,并且由此而提点出国家存在的意义。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从本质上看就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旨在追求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但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其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和谐社会要求政通人和。

改造性批判与历史发生学批判--关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批判”概念辨正

"改造性批判"和"心理—发生学批判"构成了费尔巴哈"批判"概念的两面,只有由此出发,方可真正领会到费尔巴哈宗教批判(及其对思辨哲学的批判)的真正本质。同样,也只有由此出发,才能更好地领会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批判"概念。费尔巴哈的"批判"概念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的"批判"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改造性批判"上,也同样体现在作为费尔巴哈"改造性批判"的另一面——"发生学批判"中,而马克思的"历史—发生学批判"其实是源自费尔巴哈的"心理—发生学批判"。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批判"概念与费尔巴哈的"批判"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联系及其未来走向:对费尔巴哈的"改造性批判"的接受和运用表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接受;对"发生学批判"的接纳和改造则使马克思进一步转向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从而为日后超越费尔巴哈、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埋下了伏笔。

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裂变聚变及其思想史效应

在经历了英国人对市民社会经济之维和法国人对市民社会政治之维的探讨而获得了裂变式发展后,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又经历了从卢梭、弗格森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的三次聚变式发展,并在对自由主义的"个人原则"的反思中引导人们走上了对"社会原则"的"重新发现"之路。马克思则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为科学回答"人的个体性、私利性和特殊性能否以及如何上升为社会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普遍性"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总问题提出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解决思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重温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裂变聚变以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继承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效应和现实意义。

超越契约论式的世界正义理论——对罗尔斯和博格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为了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政府合法性问题，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存选择出发，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洛克、卢梭、康德进一步发展了由霍布斯奠基的契约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国家学说。至此，契约论作为启蒙时期西方政治思维的最高成就之一，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方法论。直到18世纪末，自然法、自然权利的观念受到强劲挑战，基于自然法的古典契约论也就日益丧失了对人们的吸引力，逐渐被功利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