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进一步高举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旗帜

目前，我国大学所教的《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教科书不是统一编写的，有的是多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有的是本校编写的。正因为这样，有的大学采用的教科书，需要进一步高举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需要进一步增进马克思、邓小平的有关理论，更好地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影响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一部有着重要历史影响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该书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本。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带头示范学习、从中央向全党逐步推广,探索了一条“文本解读——思想阐发——实践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路径。对该书的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为摆脱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教条主义束缚创造了条件,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经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该书过程中十分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该书本身所内含的思想理论不成熟性进行了批判,努力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自觉探索和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本国社会主义道路。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数字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为了全面解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丰富内涵,进而推动其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与数理推导的方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探讨了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深入解读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及内涵、外延,重点分析其形成逻辑和作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由前沿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更具包容性、更体现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外延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核心方面。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的联合作用推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作用特征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文章进一步阐释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构成,即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相互渗透,进而提出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计算公式,用于评估其影响力。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也是其创新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象表现之一,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深入研究,为理解并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健康中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劳动者健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并实施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健康中国建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凸显了卫生健康事业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支撑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健康中国建设,坚持健康促进政策,必将对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之下,文明的本质和内核不是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要素,而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由此确立了“富裕”作为文明标尺这一“经济事实”,从“匮乏”走向“富裕”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文明的“近经济”阐释的理论空间中,“文明社会”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富裕”与“贫困”并存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经济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则把这一经济悖论推向了极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之下,不仅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体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破解了文明的经济悖论,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变革,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体现为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规律。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升、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有利于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物质财富需要、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人民至上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超越的重要保证。要坚持走数字经济发展道路,通过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基于《资本论》主线视角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由政策话语正式升级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范畴,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主线,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维度分别呈现出线索性、枢纽性、宣示性和导引性的理论特质。文章以此为参照系考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范围上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能够明晰历史线索、聚焦研究对象和主题;在结构上作为中心范畴,以其蕴含的综合性内涵和逻辑性思维特征将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理论成果联结成为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在属性上凸显出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价值立场和制度背景;在目的上作为揭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题眼,有助于推进学说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主线的作用与意义,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应沿着这一主脉络不断丰富和拓展。

马克思的数学研究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

数学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和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工具。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符合人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其钻研数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数学的先例,为当时数学、经济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协调发展提供了光辉范例。马克思推动了高等数学的发展,提出“无穷小量”与“0”之间的辩证关系,独创了■求导法,系统梳理了“神秘微积分”“理性微积分”“纯粹代数微积分”的特点和不足,敏锐发现了代数学向微分学转化的环节,揭示了微积分的本质。马克思借助数理逻辑,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并用数理逻辑、文字逻辑和现实事例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严谨完成了《资本论》整体理论建构。新时代科学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可强化数学及其他基础学科交叉应用研究,在解决时代问题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理论。

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启示

孙冶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早期探索者和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文首先探讨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继而提炼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思想基石和“最小—最大”逻辑主线,归纳孙冶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的观点创新。

基于OBE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为例,在分析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提出要引入成果导向(Outcome⁃Based Eduction,OBE)教育理念,并运用抛锚式教学模式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深度融合案例教学法,改进教学方式,建设思政元素案例库和线上学研考教学平台,形成课程思政教学的创新机制,对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对实施课程思政育人具有实践意义。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策略探赜

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边疆治理具体实践是构建边疆治理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从政治经济学视域建构边疆治理的现代性,既是对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验证。边疆治理现代性是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状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它具有边疆经济治理现代化、边疆政治治理现代化、边疆文化治理现代化、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边疆生态治理现代化等五个主要特征。以政治经济学为视角考察边疆治理,对边疆治理现代性中所应包含的人民性、劳动性、公共性和公平性特质进行揭示,从而提出建构边疆治理现代性的策略: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基石;其二,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目标;其三,“共建共治共享”的“三位一体”治理格局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力量;其四,各种文明协同发展是边疆治理现代性建构的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部署要求,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待文化繁荣发展,从新发展理念看文化强国建设,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安全,从而更好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走向空间政治经济学——关于《空间与政治》的解读

新的空间概念是列斐伏尔新的元哲学的核心关键词。空间概念不是抽象的泛指,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建构而成的。空间具有政治性,这里的政治是指社会空间生产中存在广义的支配性和奴役性关系,所以明确空间的政治性也就是确认作为元哲学的空间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中贯穿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资本的逻辑,现在已经在资产阶级的都市化实践中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整个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空间开始从属于交换价值,一切空间存在都变成了可以变卖的商品。这一新的变化呼唤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即空间政治经济学。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意义上的空间生产,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卓有成效的自我防御,这种防御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幸存”。

精神工业与普遍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

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探究了精神工业与持留经济所造成的意识时间的商品化与共时化突变,剖析了短视资本主义增值的秘密机制。“新批判”揭露了技术对劳动、生活和理论知识的代管所诱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澄明了经济体系对技术体系的霸权致使力比多毁坏的后果,阐发了个体化的丧失、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以及精神的贫困等生存之痛。斯蒂格勒拓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思想,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但因其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而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最终陷入“技术本位主义”并诉诸乌托邦式的救赎方案。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变革思想及其启示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资本形成、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和研究,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变革的经典著作;而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是对该“手稿”所作的序言。这篇序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要素、历史条件和规律,从而完成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这篇序言所揭示的变革思想对于新时代发展生产力以协调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创新意识形态以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资本的文明”到“文明新形态”:马克思文明观的政治经济学向度及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文明历史的判断和分析将文明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融合,以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青年马克思从形而上学批判出发,探寻实现“德国人的解放”的新文明形态。而在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批驳中,马克思认识到文明的进步无法依靠理性自我完善的趋向,只有“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才能获得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钥匙。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的深化也推动了文明观问题域的转化发展,即着重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关系中考察文明的现实基础。正是经由批判“以资本为主导”的文明形态,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的通向新文明的途径及其实现主体。质言之,马克思文明观将文明问题的探索上升为“当代普遍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