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的自由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全面论述了自由问题。他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克服外在自然必然性对人的限制;自由在劳动中生成,并在劳动中展开,因此自由的根据在于人的劳动;劳动是创造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活动,因而人的自由是创造价值的自由;劳动产品的交换实现并确证人的自由;自由的真正实现需要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必然异化为劳动者的不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扬弃自由的异化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因此真正的自由也植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基础。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生成逻辑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肇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对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德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生成的理论前提;对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异化劳动、拜物教性质、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和超越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理论主题;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终价值旨归。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视域中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地位和意义的再认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资本论》研究的第一稿,还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其地位和意义。《草稿》使马克思在科学上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推动了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发生,进而催生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独特而根本范式的形成以及整体性理论范式革命的发生。

破除“抽象统治”的双重逻辑进路——《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权力由天国降至尘世,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结成“神圣同盟”,二者一道实现了对人的双重“抽象统治”。为破除“抽象统治”,马克思将致思旨趣转向“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抽象统治”的内在机理: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的“物”的存在,掩藏了存在背后的“形式规定”,亦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在揭露这一机理的过程中,《资本论》贯穿着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进路,且二者形成了互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实历史的科学揭示,为在形而上学层面破解存在秘密奠定了实证基础;形而上学批判则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了前提、对象和方法。在这种高度统一中,马克思开辟了终结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双重“抽象统治”的“新唯物主义”道路,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解放指明了历史方向。

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唐娜·哈拉维赛博格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唐娜·哈拉维在其经典文章《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了“赛博格”这一重要概念,描述了人和机器深度融合的未来社会景象,为批判资本主义和思考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应关注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的多重博弈。首先,赛博格是技术与资本的融合,透视赛博格资本逻辑的扩张性本质,以实现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跨越。其次,赛博格工人阶级的崛起实质上是赛博格与身份政治的共谋,把握赛博格政治的虚幻性表现,需寻找一种新的反抗资本主义的现实阶级主体,以抵抗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最后,赛博格形象体现了生命生产化与后现代的认同逻辑,重思赛博格生命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本质,尝试突破文化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的“技术—社会”理论范式中思考人与机器的未来发展道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发展,网络符号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客观地看,网络符号消费的未来发展呈现出社会阶层比附的取向。为了回应这一消费现象和社会现实以及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探求其可能的超越路径。这就需要对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弊端进行技术解蔽与实践纠治,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本投资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的正向化发展,同时引导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回归理性、回归日常生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与方法论变革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两篇著作,联系研究背景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和方法论变革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逐渐形成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评价,进一步确定了其研究对象,而且逐步确立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以及对逻辑和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时,还体现出与其哲学层面研究发展的双向促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整体生存结构,从而把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自由活动之典范的审美活动的考察,由此丰富发展了其哲学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审美主体能力和客体条件的破坏,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通过追问审美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即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活动的对抗性,寻找到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可通达性和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更好地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之下,文明的本质和内核不是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要素,而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由此确立了“富裕”作为文明标尺这一“经济事实”,从“匮乏”走向“富裕”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文明的“近经济”阐释的理论空间中,“文明社会”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富裕”与“贫困”并存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经济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则把这一经济悖论推向了极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之下,不仅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体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破解了文明的经济悖论,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变革,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论的解读——对《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考察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理论进行了独特解读,尤其是他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关联,并提出了对两者的双向批判。然而,鲍德里亚在强调符号影响力时,却忽视了符号作用的限域,导致其理论中生产环节的缺失。对比鲍德里亚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符号与生产并非单向关系,而是存在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性对于理解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号政治经济学具有借鉴价值。

数字社会的抽象统治及其超越路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

抽象统治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它塑造了支配市民社会的利益取向,构成了机器大生产中劳动者的抽象化危机,将现代社会置于程序化的路径依赖。抽象劳动是抽象统治的现实基础,抽象时间则是抽象统治的规训方式,资本主义的时间暴政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数字抽象是抽象劳动的时代形态与最新进阶,数字资本主义实质是由包括资本、私有制度与一般数据所统摄和操控的社会系统。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在数字时代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力支撑。

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读法——兼论《资本论》的哲学改造

就性质而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准备并有针对性地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决定资本之读的路标是历史之读-阶级之读,哲学解读与文本诠释必须服从这个基本前提。作为劳动哲学,《资本论》采取“非A的A”表达式;作为资本哲学,则坚持走出哲学之读的否定辩证法研究路线。这锁定无产阶级哲学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科学特质,是把《资本论》作为一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理解前提。因此,《资本论》体系是否定的体系,是坚持始终面向自然历史过程、与主体异化抗争的开放发展结构。《资本论》以矛盾规定的开端(作为发现资本普遍知识的原始开端)启航资本之读和哲学改造,目的在于揭示阶级与经济的同构,经由唯物史观的工作中介,将历史之读-阶级之读(研究规定性)尘埃落定为阶级之读-经济之读(叙述规定性)。阶级科学得以成为资本矛盾的逻辑羽化,经济范畴成为对资本恶的性质及其构造的知识型塑。所谓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是确认在这一行程中的以劳动二重性为根据的阶级规定和“剥削由统治而建”的特殊价值形式工作形态,即W=c+v+m的生产及其流通实现的全部行程。对第一重性质而言,资本作为历史矛盾的发生和工作呈现;对第二重性质而言,其继而作为社会结构矛盾发生的“特殊性定格”与“经济具现”。完整规定的由发生而呈现,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读法的全部内容。须知《资本论》不可能顺着资本理性囚笼的意志,向其读者从加强统治性和压抑性或被解除武装的方向进行思维坐标的纯粹投射,而相反地寻求击破铁牢的钳制。为此,马克思必须刻画资产阶级体系的二律背反,寻找促使这个体系彻底走向崩溃的理论与实践的各种可能性,这使得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同时服从于改造的秘密,并最终落实为解放的秘密。凭借这一努力,《资本论》走出资产阶级哲学,又将解放之路的指向牢牢锚定在与现实矛盾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之中。

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考察

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分析与批判充斥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阈,但“物”应当怎样被理解?如果认为“物”作为“事物”(Sache)仅以社会关系为根据,则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如若坚持“物”之为“物”的“自然物”(Ding)规定性不应被遗忘和消解,就有必要提出并重审“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的问题。“物”之“自然物”的规定性本质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它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客观性限度”的思维,确保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立场;“自然物”规定性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性限度”,以“人”与“自然物”矛盾辩证运动的形式贯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致思逻辑的始终,发挥着实质性的理论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虽以“社会关系”为本质和“主要方面”,但“自然物”规定性作为“次要方面”也有其必要性和理论意义,对此应予以全面把握。

资本批判与时间标尺——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时间概念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以时间为标尺的,把握时间是认识、批判、进而超越资本的根本前提。虽然马克思对时间的认知深受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影响,但他却冲破了古典时间哲学的桎梏,把时间纳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范畴,从而确立时间的标尺性原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刻画了时间解析的三重视角,即资本通过时间来扬弃自身、时间取代资本来统摄历史进程,以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存在形态,从而明确了时间的阶段性、与劳动结合、自由化等特征。与马克思的其他文本相较,该文本对时间论证的独特性体现在“货币—资本”逻辑对“分工—所有”逻辑的超越,“政治—经济”语境对“哲学—经济”语境的覆盖,“时间—资本”结构与“空间—资本”结构的差异等三方面。资本在加速文明发展与限制文明突破的矛盾性总体进程中,时间重获自由、为人重新掌握,构成了该文本的整体时间图景。其当代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为更准确地理解资本的新殖民主义与新剥削主义提供了一种时间批判方法论,另一方面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创新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时间的阐释维度。

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主观主义思想障碍,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统摄于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架构与意义领域,是当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作。由户晓坤著写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一书力图完整呈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一方面,该书尝试展现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进路与革命性质,揭示其哲学基础与思想立场;另一方面,该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社会批判理论、空间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等)的分析评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内在矛盾转化逻辑,加深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的理解,进而增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能力。

对奈格里“主体性”解读的反思与批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

20世纪70年代末,奈格里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机器论片段”的“主体性”解读,并撰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通过对以“机器论片段”为中心的多个文本的考察,我们认为,奈格里的“主体性”解读无疑有助于抗衡“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客观主义”阐释,且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一种应然的理论“完整性”,但由于这一解读路径过于强调“分离逻辑”主导下的劳动者“主体性”,从而不仅弱化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辩证性,而且使他力图颠覆“剩余价值规律”的反抗方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转向与逻辑生成》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当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依旧向我们展示着它“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效力。基于此,经济理论学界应当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坚守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批判”和“实践”立场,同时发扬创新精神,完善理论建设,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展现更大的实践指导价值。由付文军撰写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转向与逻辑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一书聚焦梳理出“资本之思”和“存在之问”两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