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片复兴”运动的“良心”传统、城乡构形与启蒙想象——以《故都春梦》及其本事为考察中心

“国片复兴”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开创性的事件。在孙瑜的《故都春梦》与“良心主义”电影的比照中,我们可以洞见“国片复兴”运动和“良心主义”电影之间的紧密承续关系,也即,所谓“复兴”,事实上是对20世纪20年代“良心”传统的复兴。无论是对郑正秋,还是对罗明佑来说,启蒙主义一直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内涵,而其作品也大多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来构建叙事,传达社会教育和民众启蒙的理念,《故都春梦》所采取的“城乡构形”也是如此。借助城市(现代)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矛盾,来表示某种启蒙话语,在郑正秋的电影序列中能找到先例。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的转变,导致不同时代的作品在城乡构形层面呈现出明显差异。《故都春梦》显示出城乡构形的激烈对抗性,集中表达了以罗明佑为首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及其启蒙主义理想的内在分裂,同时也印证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从“个体”走向“集体”的历史进程。

孙瑜:别一种写实

在美国系统研读过电影的孙瑜,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片复兴运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他积极追随社会变革思潮,和当时的前卫导演们一起开拓进步内容主题和先进影像方式,改变了国片“低级庸俗”的口碑,使之具有了新文化的品质。孙瑜的影像方式崇尚浪漫风格,但如同许多优秀的同时代人,他无法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熟视无睹,也不想回避弱肉强食的社会黑暗,并和当时的艺术先锋共同倾心于左翼理想。但孙瑜的个人想象和左翼思想又有所区别。孙瑜幼年生活优越,青年出国留洋,与底层草根改天换地的决绝不同,他所推崇的社会变革途径是实业兴国教育救国。反映在创作之中,他的影片往往具有鲜明的改良色彩。而这个特征使他独树一帜,在电影史上构成单独表述的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