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法》修订背景下公立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识别与治理

当前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屡屡发生,高校相应调查处理存在诸多争议,师德失范行为的认定存在识别标准、治理程序和评判依据模糊等问题。在厘清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基础上,我国应遵循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明确高校教师师德规范边界;建立和完善以调查与听证为核心的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治理程序;基于主客观标准、初再犯情节以及后续行为三方面评估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过错程度,合理确定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惩戒等级。

《教师法》修订应当突出对教师权益的保障——专访劳凯声教授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实施以来,我国教师队伍的生存状况整体获得改善,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总体适当,但在教师队伍内部出现分化的趋势,教师的权利义务开始面临失衡的问题。面对社会变迁及其对教师职业的挑战,《教师法》修订应当在正确认识教师职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重点解决明确修法的基本目的、重构教师权利义务体系、改革完善教师聘任制度等问题。《教师法》修订应当始终坚持维护教师权益的价值导向,综合运用多部门法律规范调整教师法律关系,应当更新法治理念,努力提升修法的质量水平。

关于《教师法》修订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探讨

1993年《教师法》是首部以专章形式规定教师法律责任的教育法律。该部法律在具体内容、逻辑安排和体系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均对法律责任章有所修订。《教师法》修订应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公务员类立法和《医师法》《律师法》等职业类立法相关规定,细化教师法律责任,推动《教师法》有效实施,以“强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教师法》修订背景下公立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识别与治理

当前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屡屡发生,高校相应调查处理存在诸多争议,师德失范行为的认定存在识别标准、治理程序和评判依据模糊等问题。在厘清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基础上,我国应遵循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明确高校教师师德规范边界;建立和完善以调查与听证为核心的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治理程序;基于主客观标准、初再犯情节以及后续行为三方面评估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过错程度,合理确定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惩戒等级。

权利还是职权: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性质及立法规制——兼论《教师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教育惩戒究竟是教师的一项权利还是职权,在学界尚存分歧,也困扰着《教师法》的修订,需重回词源本身才能正本清源。权利体现平等关系、指向个体利益、可以自由处置、依赖国家保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而职权则指代不对等地位、体现公共利益、限制意思自由、能够独立实现、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且侵权责任由机构承担。教师惩戒具有鲜明的职权属性,主要体现在:教师可以成为职权主体且有相较学生的合法强力,但教师惩戒的行为选择需受法律限制,正当惩戒是基于教育目的而非个人考虑,并须承担违规惩戒的行政法律责任,而侵权责任则由学校承担。为此,应围绕职权性质健全教师惩戒法律体系,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职权条款,授予中小学和高校教师教育惩戒职权,明确教师惩戒的法治边界、正当程序与责任规范,通过嵌入准用性规范和修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实现与下位立法的衔接和配套。

1993年《教师法》的制定进程、核心关切与自我定位

1993年《教师法》颁布至今未有实质性的修改。将1993年《教师法》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有助于形成对1993年《教师法》,尤其是其中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条文更深层次和更系统的理解。1986年至1993年,历时八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度审议《教师法》方得到通过。在立法进程中,1993年《教师法》中的教师待遇条款始终是立法者审议的重点。1993年《教师法》的出台,旨在回应保障教师各项待遇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这两项核心关切。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而且是一部“教师队伍建设法”。该法在结构体例上围绕“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宏观命题谋篇布局,具有“宏观调控”特征。1993年《教师法》的立法进程、核心关切与自我定位对于《教师法》修改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解读与实施建议

文章首先界定了教师数字素养的概念,然后对《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进行了解读,接着分析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的特点,最后提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实施建议。

全媒体时代教育类学术期刊转型升级探索——以《教师博览》为例

网络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国人的阅读方式,期刊等纸媒如何借势突围?近年来,《教师博览》先后申请创办了“教师博览”微信公众号、“教师博览”视频号,主办了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致力于延长杂志产业链、扩大品牌影响力,探索出一条以活动促发展、以服务促品牌,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空间、多元化推进变革的改革创新之路。

夏洛蒂·勃朗特的“精神胜利”:《教师》中的共同体建构

《教师》作为夏洛蒂·勃朗特唯一一部男性主人公小说,不仅是勃朗特作品矛盾结构的典范,也是她批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主观主义作品。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经历着社会巨变,伴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和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而来的,却是阶级冲突和个体矛盾导致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价值观遭受挑战。勃朗特在《教师》中清晰地刻画了转型社会个体的境遇和命运,关照了各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精神情感诉求。叙事张力与结构矛盾根源于个体对共同体既继承又反叛的渴望。如何整合差异,安置主体性需求,构建“有机团结共同体”成为重要议题。通过心理构建机制,勃朗特调和了个体诉求与群体机制,试图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借此可以管窥英国文化共同体形塑机制和过程。

“课程思政”视域下《教师口语》课程的教学策略

《教师口语》课程是高校师范教育专业中一门重要的技能型课程,该门课程不仅需要重视技能的提升,更需要突出其育人价值。目前课程思政理念与高校专业课程的融合取得了有效进展,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入《教师口语》课程,首先融入思政课程内容,创造共生性课堂;其次。教师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探讨多方式打造具有思政特色的课程。

欧洲《教师语言教育能力指南》及对国际中文教师标准的启示

《教师语言教育能力指南》以欧洲理事会最新的胜任力框架和多个欧洲重要语言政策文件为基础,整合40个欧美国家针对语言教师及所有科目教师的标准或能力框架,构建了语言教师教育能力及所有教师语言教育能力的共同参考框架。本研究对其总体框架、具体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吸收其先进思想和理念,获得修订和完善国际中文教师标准的重要启示。

教师集体效能量表的修订

本文以我国小学教师为被试就R.D.Goddard, W.K.Hoy & W.A.Hoy(2000)编制的教师集体效能量表进行了修订。修订结果表明:与Goddard原始的问卷相同,修订后原始版和减缩版的量表都具有单一的因素结构;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可以用作测量我国教师集体效能的有效工具;最后作者就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教师法》修订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应然回应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围绕权益保障、专业发展、立德树人等命题对教师立法提出了公共属性下的尊师重教、教书育人下的内涵发展、纵向贯通下的横向分类等挑战,这也是《教师法》科学立法的外在维度要求。从内在维度而言,《教师法》面临"定性模糊""一体化规范"以及"立法技术性"困境,导致教师的权利义务规定未能准确地体现教师职业的性质及要求,管理权责规定未能契合教师队伍分类规范与发展的需要,法律规范的形式未能完全从原则之治迈向规则之治。《教师法》修订应明确教师权利义务的公共性和专业性,把握好这一关键环节;修订政府施策相关内容须正视不同性质及阶段的教师群体差异性,实现分类规范与一体化规范的耦合联动;还应遵循立法规律,建构起维护教师法治权威性公信力的形式保障。

我国教师教育惩戒权政策议程探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过程研究

运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我国教师教育惩戒权政策议程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多组数据作为教师教育惩戒权困境的客观陈述,通过系列焦点事件积蓄舆论张力并借助已实施政策的反思反馈加速教师教育惩戒权问题流的形成;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汇聚成政策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依法治国及依法治教、国民情绪的"催化"等构成政治流。三大源流在政策企业家的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外溢效应"和其他国家立法借鉴的助力下"合奏"实现耦合,政策之窗得以开启。同时也验证了该理论在中国情景下的适用性,创新性地对其进行了修正,以期对政策研究有所裨益。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课程理念解读与贯彻——以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为例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简称《标准》)是国家对教师教育机构设置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标准》体现了"课程即发展资源"的理念,力求课程设置与课程目标适切。创新课程理念,才能形神兼备地贯彻《标准》。遵循《标准》的课程理念,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研制了中学教师教育课程新方案,其可以为教师教育机构落实《标准》提供参考。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历史回顾与新颁课程标准解读

20世纪80年代,师范院校各个学科专业体现师范性质的课程是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三门必修课程加教育实习;20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增加了班级管理、现代教育技术选修课程以及三笔字、普通话技能训练课程。其中心理学、教育学始终按照学科理论课程的体系和标准开设,而教学法也演变为学科教育学,甚至教育技术演变为教育技术学,班级管理成为班级管理学。新世纪以来,高等学校培养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理念逐步向教师教育过渡,最近印发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实现了教师教育课程的专业化、职业化、实践化变革,由此将会引起教师教育领域的深刻变化。

“教育惩戒”的性质及其法律体系构建——以《教育法》《教师法》为核心

关于“教育惩戒”的基本属性,学界呈现出“行政惩戒说”“社会制裁说”与“微观公共惩戒说”的理论分歧,第一种观点更加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精神。“教育惩戒权”是集合了“权力”“权利”与“义务”三重复合属性的法律概念。教育惩戒可以划分为纪律性惩戒与学术性惩戒。有关后者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学术研究都较为完善。但是,由于立法缺失、校规虚置、媒体渲染、教育理念失当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纪律性惩戒”在实践中面临着要么被“滥用”、要么被“弃用”的两难困境。我们应当借助《教师法》修改的契机构建起符合国情的、以《教育法》《教师法》为中心的教育惩戒法律制度体系。

解制取向的教师培养质量评估及其争议——美国NCTQ《教师培养质量评估报告(2013)》解析

《教师培养质量评估报告(2013)》是美国"全美教师质量委员会"(NCTQ)会同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2013年6月公布的有关教师教育机构培养质量的评估报告。报告对全美1 130所高等教育机构中的1 268个教师培养方案进行了评估和等级划分,得出了当前美国大多数教育学院是平庸、不合格的结论,迎合了保守主义取向的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改革的需要,也引发了以"美国教师教育院校协会"(AACTE)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教育学院的强烈抗争,体现了"解制取向"与"专业取向"教师教育两者间的尖锐冲突,关系着美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

教育法学者关于《教师法》修改的争鸣

1993年《教师法》的出台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担负了特定的历史使命。2019年,《教师法》修改被提上了国家立法机关议程。对于《教师法》修改的时代背景、政策依据、重点修改内容、修改意义和修改目标等问题,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做出良好互动。八位教育法学者对上述五个问题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对这些意见进行整合、对比后可以发现,教育法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和争鸣,值得讨论;其中的若干结论值得《教师法》修改过程中进行参考。

为教师专业成长助力:InTASC教师标准下的教师学习支持工具

美国2011年颁布的In TASC教师标准顺应新的教育环境,对教师提出新的要求。标准由教师发展这一理念贯穿,从表现、技能和性情三个维度规定了合格教师应达到的水平。其后发布的《教师学习进程》,旨在帮助教师达到标准的要求。它兼具解读、评价和支持的功能,是教师学习的支持性工具。这两个文件形成了有标准可遵循、有途径可达到标准的连贯体系,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