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从宗族、宗教、水利组织、市场体系和婚姻圈以及象征、信仰等方面对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分析和评述,指出这一概念对于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俾使研究者避免将国家与乡村社会简单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和将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看成单向联系的线性因果历史观,并借以纠正那种把"社会"、"文化"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的"整体观"。

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出版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杜赞奇是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所著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最近已由王福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1万字，定价15元。

“文化”的视野及其它——重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以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为例,评析了历史学领域中新兴的文化研究取向的特色与不足。该书采用的时新的文化分析思路,源于历史学与后现代思潮及象征人类学的联姻。在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现代化变迁时,这一思路显示了独到的阐释能力,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进程当中极少为人注意的负面效果,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启鉴。同时,这种文化研究取向也留下了三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文化阐释与理论模型建构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权内卷化在文化时空上的差异。

《文化、权力与国家》:启示与反思

《文化、权力与国家》系杜赞奇的经典之作。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成为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因由:一是所运用资料的主体与多元并存;二是对所提理论与观点的凝练表达及与他人理论与观点的交流和争锋;三是对农村问题的深刻体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在该书中,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此外,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由此着眼,摆脱传统制约,从杜氏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突破中国革命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径。

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

聚焦于清末国家政权的建设,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分析模型,提出其概念,同时通过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宗教网络、人际关系网络来分析乡村社会的权力生成过程,龙王祭祀仪式和封建国家对关羽的加封则表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功能在于沟通中央与地方,构建稳定的内外秩序,对于乡村治理中构建“治理性团结”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写作背景与核心问题 《文化、权力与国家》基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运用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阐述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互动关系。杜赞奇认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乡村社会，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

作为中国首创的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作为一种新体制创制,它既要超越中央—省—市—县的层级壁垒,又要跨越文物与非遗、文化艺术行业和实体产业部类的类型区隔。其特有的“大结构-大功能”架构,旨在推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结构和网络关系的重建,既助力文旅融合的深化,又助推国家形象传播方式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认同型国家对于国家文化构造的新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旨在通过大型文化场景的建构,推进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生产空间和文化消费空间的重建,并构建新时代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新路径。作为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总体性策略,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国家文化和旅游行业融合发展目标的总体性表达,又是构成21世纪国民精神家园“神圣空间”的路径创新。

多维空间视角下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比较研究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先后进入建设关键期,如何高质量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多维空间视角比较研究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高质量推进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尝试分别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对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利用地理空间特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思路,在总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思路,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提出了两大国家文化公园需要重点建构的“想象空间”。

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文化符号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

中国文化符号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符号不仅是现代大学英语的要求,也是对国家形象进行正面传播的重要步骤。使用各种策略将中国文化符号和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堂,引导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思考和接受,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而且也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首都废娼运动,对历史上著名的秦淮河进行了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整治。国民政府力图通过革命手段、国家权力渗透,重构具有丰富历史底蕴与文化特质的秦淮空间,但是,废娼运动最终以政府的妥协而告终,秦淮空间以其特有的文化力量对抗着国家权力的进入。本文试图从空间维度分析南京政府通过废娼运动对秦淮空间的改造,探讨国家是如何来塑造自己和推行权力的,以及它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的改造与抵拒、妥协与较量的关系,从而重新审视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间的关系,揭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大众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多元利益主体认知比较——基于实证调查分析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站位与定位

本文根据《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意义和战略框架,分析了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主要原因,将文化大数据的体系框架概括为“两侧四端”,即供给侧、需求侧,以及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通过建设文化数据服务中心、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创建标识解析体系,实现文化大数据体系云端部署。文化机构只要进入文化大数据体系,就可以共享、交易数据,利用大模型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并将文化数字内容通过云端的文化数据服务中心实现多网多终端分发,最终使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分享路径更加便捷,加快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

昆仑文化的性质与昆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青海昆仑文化为例

“昆仑”是中华民族的原乡、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原点、文化叙述的关键词、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当代文化承前启后的优质资源。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具有四个鲜明的特性,即国家性、神圣性、源头性、现代性。进入21世纪后,青海等地学者在昆仑神话基础上提出“昆仑文化”的概念,倡导在中华文明史语境中观照昆仑神话及其文化的研究与传承。青海高原是昆仑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承地,青海地区是传承发展昆仑文化的核心区。2023年,青海省率先提出建设“昆仑国家文化公园”的提案,作为昆仑文化圈的重要传承区和昆仑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建设区,青海具有独特多元的文化优势。建设青海昆仑文化高地要把握好“五个度”,即坚持国家文化的高度、坚持文化叙事的品度、坚持多元一体的器度、坚持讲好故事的暖度、坚持文化惠民的热度。

论文化软权力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文化和国家形象都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因素。文化软权力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通过国际文化传播,借助富有魅力的民族文化,可以直接向世界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但目前中国文化软权力面临的困境已影响到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要通过文化软权力的培育和运用,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美誉度,推动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媒介化时代文化艺术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维度与策略——基于社交媒体受众评价的内容分析

文化艺术对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其施为作用主要发生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规范维度和审美维度两个层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媒介化的时代背景为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策略和国家形象塑造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的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国家形象与文明形象的综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互融与更新塑造着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媒介化时代则要求跨文化传播全面关注个体认知和公共话语、地方性文化和全球化语境的关系。通过对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受众评价进行爬梳和内容分析,结合以上多重维度,可以提出一个在媒介化时代通过文化艺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综合性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