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支克坚先生访谈录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有关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等问题,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本访谈约请研究鲁迅和革命文学的著名专家支克坚先生,围绕其学术经历,就鲁迅的启蒙主义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意义,革命文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问题,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讨。

革命与启蒙的互动与背离——论解放区文学的婚恋书写

凭借革命势力的支持,解放区普及并实现了婚恋自由这一启蒙信念。由解放区文学对婚恋自由的价值判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解放区文学中革命与启蒙错综复杂的关系。由启蒙质疑革命到二者相互促进,再到某种程序的背离,解放区文学继承但最终与五四的启蒙主题渐行渐远。

对“五四”启蒙与“文学革命”的反思

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激进和系统的一次反封建主义思潮.它具有双重的巨大意义:作为回顾过去的历史来说,是为辛亥革命之前远未完成的“人”的解放与觉醒,以及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精神罗网,获得解放与觉醒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取得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权利这个伟大的任务,进行了不可或缺的补课。

从“新启蒙”到“后革命”──重思“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曾经以其开放、敏感、深思和富有洞察力,而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贡献颇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变得日渐黯淡,逐步丧失了它在批判性知识生产中的特殊地位。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当然不能仅仅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去寻找,而要在＂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结构性变化的宏观视野中来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不过是中国结构转型的一个局部表征罢了,虽然它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对于这样的变化做出了非常复杂的响应。在90年代＂后革命＂的时代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而一些重建研究的＂公共性＂可能的努力,也正是由后革命的经验与反思所催生的。本文要讨论的，正是在全球性的“后革命”氛围中，从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那里发展出来的问题意识、学术思路和探索取径。

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同途与歧路——论五四文学革命前期的文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关注不够。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使新文学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并给后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思想启蒙者: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李大钊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李大钊始终秉持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个性等现代启蒙理念，努力为新文学的发展营造社会环境及思想舆论，积极推动新文学价值的确立，加强对西方文学的传播，参与新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探讨等实践，为推动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启蒙与革命:中国文学的政治伦理维度

中国文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源于儒家诗教的经世济民观,指导文学创作发挥着倡导社会伦理与启蒙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革命中更是充当了"启蒙"、"革命"的时代角色,呈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后现代语境中,文学面临政治祛魅与政治返魅的纷争,剥去"政治化"的历史雾霭,彰显出文学的自主性诉求,而实现这一自主性诉求的主要契机恰存在于文学一度患得患失的政治伦理维度。

启蒙·伦理·性别:20世纪“革命文学”身份认同的三个维度

身份认同是民族国家获得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努力地寻求各种方式获得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化成为这一时期身份认同的突出特点;从20世纪"革命文学"中可以发现其身份认同的焦虑性,表现在启蒙者主体身份错位与冲突、伦理身份和革命身份的离合以及性别身份的退隐三个维度;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和身份认同的差异性的关系,对于确认当代中国"文学身份"和"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启蒙”意识及其嬗变

1928年"革命文学"从五四启蒙传统中继承者至少有三: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追求,知识分子在这一追求中的"启蒙者"地位,以及相信文学会对社会改革产生作用。"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被放在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重新阐说,旨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这场运动中被赋予了"启蒙"的使命。

“启蒙—革命”文学的世纪回望

立足于新世纪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革命"的文学主脉凸显得异常鲜明。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仅仅是"启蒙—革命"的文学,但是作为逐渐取得话语霸权的"启蒙—革命"的文学已然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和阐释框架,它不仅在当时影响文学的走向、规划文学的场域、厘定文学的格局,而且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基础、背景或参照物。因此即便在"启蒙—革命"的文学主脉备受质疑、日渐消散的新世纪,它依然是观照今天、回望昨天的一个着眼点。

解剖国民灵魂,催动思想革命——关于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创作主题的判定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发展并成熟起来的现代启蒙文学。其基本主题是揭示封建专制文化对国民精神的毒害和人格的扭曲，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反映于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以及艺术的表现的准确性、形象性。

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轫,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讨论、评价五四文学革命,大都着眼于文学革命对于现代新文学的意义,而相对忽略了它对于文化启蒙的意义.实际上,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而发生和发展的,它的显著特点是密切配合了当时的启蒙运动,因此,它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思想启蒙方面.本文拟就文学革命的起因和文学革命的两个方面内容(文字工具的革新和文学观念的革新),对文学革命的启蒙意义作些阐释.

梁启超:启蒙立场宣教与“文学革命”阐释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以启蒙宣教为核心。"诗界革命"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而"以古人风格入诗",则以中国诗歌传统规约诗歌,限制了诗界革命的成就。梁启超取诗歌的广义内涵,在报刊上开辟诗歌专栏,语言通俗,注重散文化、通俗化,对白话诗的发展功不可没。"文界革命"以新文体进行思想启蒙,用情感饱满、充满魔力的文笔为中国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弘扬民权、自由、国家主义精神,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导引作用,开辟了晚清政治的公共空间。"小说界革命"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旨在将小说作为启蒙救国的工具,小说的审美性特征被悬置,推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提升了小说的思想价值。五四时期梁启超对早期启蒙宣教进行反思,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抛弃进化论思想,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从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错位。

论文学启蒙视域中的文学革命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胡适各自的文学启蒙思想为切入点,通过对他们各自文学启蒙思想的梳理,描述这些文学启蒙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建构过程,论述这些文学启蒙思想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关系,并分析了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启蒙”与“革命”之我见——以文学为例论两者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启蒙与革命相交错的历史规范和审美意蕴。一方面,由于启蒙运动自身的局限与危机,附着于启蒙思潮之上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革命"的因子;另一方面虽然追求阶级性是"革命文学"的鲜明特色,但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依然承继了五四"启蒙"传统,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启蒙文学的建构与解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启蒙文学的建构与解构,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这一转向既是政治对文学的强加,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启蒙文学的建构与解构是文学与历史的选择.

梁启超在“文学革命”中的启蒙作用

文学革命是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起点，进而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史学界往往把“文学革命”作为陈独秀、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此说应有商榷之处。戊戌变法时期，在梁启超的领导下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