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延安的特殊时空关系中,当感知到物价上涨、货品短缺、津贴停发、稿酬稀缺等延安经济境况波动的经济“现象”时,知识分子的“经济感”(Sense of economy)便逐渐累积,并反映到延安文人的经济书写之中。这种“经济感”在萧军、周扬...在战时延安的特殊时空关系中,当感知到物价上涨、货品短缺、津贴停发、稿酬稀缺等延安经济境况波动的经济“现象”时,知识分子的“经济感”(Sense of economy)便逐渐累积,并反映到延安文人的经济书写之中。这种“经济感”在萧军、周扬围绕《文学与生活漫谈》展开的论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通过对比萧军《延安日记》中奔赴延安前后的经济书写的异同,则可考察“经济感”累积的具体成因。为应对经济上的苦闷情绪,以萧军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群体提出了按劳取酬、拒绝津贴等提议,这并非物质层面的庸俗化表达,而是在确证自身“和革命结有血缘”的身份基础上,于精神层面寻求更深刻的“被理解,被尊重”。对于延安文人“经济感”的把握,将对考察外来知识分子融入延安的复杂过程带来新的可能性。展开更多
文摘在战时延安的特殊时空关系中,当感知到物价上涨、货品短缺、津贴停发、稿酬稀缺等延安经济境况波动的经济“现象”时,知识分子的“经济感”(Sense of economy)便逐渐累积,并反映到延安文人的经济书写之中。这种“经济感”在萧军、周扬围绕《文学与生活漫谈》展开的论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通过对比萧军《延安日记》中奔赴延安前后的经济书写的异同,则可考察“经济感”累积的具体成因。为应对经济上的苦闷情绪,以萧军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群体提出了按劳取酬、拒绝津贴等提议,这并非物质层面的庸俗化表达,而是在确证自身“和革命结有血缘”的身份基础上,于精神层面寻求更深刻的“被理解,被尊重”。对于延安文人“经济感”的把握,将对考察外来知识分子融入延安的复杂过程带来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