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相關問題綜述

文瀾閣《四庫全書》在太平天國戰亂後僅剩八千餘册,不足原書的四分之一,後來經過光緒補鈔、乙卯補鈔、癸亥補鈔等三次大規模的補鈔,基本上恢復了原貌。因補鈔本所據多爲足本、善本,故其版本價值往往高于原鈔本。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部分是原寫本,更多的是後來補鈔的,因此具有獨特的價值。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未涉及文瀾閣《四庫全書》之'卷前提要',主要是因爲此前相關學者難以見到原書。《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影印本包括'卷前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考證》、附録等五大部分,該書將爲四庫學(尤其是各種'四庫提要'之比較)研究提供極大的便利。

戴震与《四库全书总目》

有人认为四库“经部属之戴东原”，也有人持“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说”，《戴东原先生年谱》与《戴震全集》均将被收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仪礼集释》等十四篇永乐大典本的卷首提要理所当然地视为戴震之作。第一种说法虽经一些学者反驳，但仍然有人在引用；后两种说法则无人怀疑。本文拟对上述说法进行澄清。

《四库全书》概况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编纂这部丛书,先后集中三千多人,用了十五年时间,是我国文化史上编修、整理图书资料的一项巨大工程。它可以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比,在地界上也是闻名的。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及其他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战乱后仅剩8000余册,不足原书的1/4,后来经过光绪补抄、乙卯补抄、癸亥补抄等三次大规模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因补抄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抄本。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部分是原写本,更多的是后来补抄的,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未涉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之'卷前提要',主要是因为此前相关学者难以见到原书。《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影印本包括'卷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附录五大部分,该书将为'四库学'(尤其是各种'四库提要'之比较)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文澜阁《四库全书》“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研究

四库阁本书前提要不但与先后刊刻的浙本、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在差异,而且现存诸阁本提要之间在内容上也有诸多不同之处,其原因颇为复杂。近来刊布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为我们探索四库提要源流及其文本差异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通过对文澜阁本“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的比较研究,可知文澜阁本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内容高度吻合,同时文澜阁本书前提要在文字上与上图稿本存在密切关系,并采纳了上图稿本的修订意见。在与国家图书馆藏《总目》稿本的比较中,可以进一步推测国图稿本的抄成时间应该至少在乾隆五十二年以前,其修订时间大约在乾隆五十二年以后。

洛蜀党争辨析

“洛蜀党争”是北宋元年间发生在政坛上的一场党派争逐。党争的缘起不仅仅是因为程颐和苏轼学术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其争逐的焦点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各报私怨。然而，洛蜀二派各只有寥寥一二成员，甚至不成其为党派。相互攻击时指实某人为洛党或蜀党，多失实之处。“洛蜀党争”之所以被常常提及、夸大，与元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朔党的操纵、利用有关。朔党为稳固权势，以党争为口实，打击双方，矛头主要指向苏轼。率直天真的苏轼和迂疏固执的程颐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大臣的争权夺利是酿就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

1977年夏,参与筹备编辑全国善本书总目录(后定名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首尾四年,日经眼善本十余部。《四库全书总目》置诸案头,时时参阅。读之既久,用之亦广,参互钩稽,无意中发觉《提要》偶有阙误,而为余嘉锡、胡玉缙诸前辈未及订正者。遂草拟数条,刊诸《文献》第十三辑。

四库提要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为子目。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絜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

类书的范围与发展

我国古籍源远流长,浩如烟海。若要从中采撷所需的文献资料,不依靠工具书是不行的,而工具书中最首要的,就推类书。本文不拟对类书的历史渊源、成书过程、文献内容以及版本情况等作深入考证,只就类书的范围与发展(性质、数量、简史)等方面作宏观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