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生活》的复刊、“新生”与停刊

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月刊是建国初年仅有的几份获得复刊机会的新文学刊物之一。然而由于敏感的"同人"出身,它的"新生"几乎以全方位的"延安化"方式展开。这种面向"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主动调整,见证了新文学期刊在新中国文学体制中的生存策略与尴尬处境,也折射了左翼知识分子在新环境中自我身份和文学认同的改变。而《文艺生活》的最终停刊,也成为当代文学版图重构中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相互博弈的记录。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

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之间互文共生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具有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的文学文本,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学史视野下战后香港文学的定位——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为特定时期文学做侧面画像,是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20世纪40年代港版《文艺生活》的办刊模式及其省思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香港特殊的时空环境中,国内流亡文人与其所办刊物的生存方式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司马文森之于港版《文艺生活》月刊的办刊策略适时调整为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主要表现为出版资金的群体性支持,发行上的群众性和杂志稿源的群众性。这种独特的办刊模式不仅丰富了人们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期刊办刊模式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四十年代现代文学(尤其是华南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的历史境遇和现代命运,而且对于当下一些文学杂志以及其他刊物的办刊策略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后瞻性的意义和价值。

论战后香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文艺生活》月刊为主要载体的考察

在战后香港,左翼人士利用其和平环境对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阐释和宣传。工作之一就是针对《讲话》中的文艺"向工农兵普及",积极实行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作家的思想改造。此时作家的思想改造主要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左翼人士的文学批评和来自内部的对自己思想与创作的自省。拟以当时香港文坛的一份重要刊物——《文艺生活》月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回到历史现场,重新审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在"天下大变"的历史转折关头为避免被抛弃而采取的姿态以及姿态背后的心态。

绝望与希望之间:战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战争人生心灵体验——桂林版《文艺生活》月刊中的诗歌、散文考察

抗战时期桂林版《文艺生活》月刊中的诗歌、散文显现出战时国统区知识分子复杂丰富的情感指向——焦灼、低沉、绝望以及相对的自省、感奋、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战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独特的战争人生心灵体验得以向世人呈现。

《文艺生活》月刊与20世纪40年代华南文学——阶段性、地域化文学史写作路向的探索

作为跨越40年代、行走华南的文学期刊,《文艺生活》月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域化特点,其期刊文本所展示的文学图景既线性地呈现了40年代对日抗战、解放战争、中共建政三个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幻,又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表现出了独特的华南地域个性和精神风貌,是40年代华南文学的缩影。考察《文艺生活》和40年代华南文学的关系对于描述和构筑40年代华南文学史具有架构设置和内容构成等方面的启示。由期刊文学和时代文学的关系去探索地域文学史的写作路向是对学界重构现代文学研究框架和回归客观真实、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写作诉求的回应。

《文艺生活》和1940年代华南文学生态

基于生态学以及文学生态学的思想和理论范式意义,文学期刊可以被视为生存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要素构成的外部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文学期刊内部诸要素(刊物编辑者对作家、作品、读者的统筹)与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之间存在着或协调或冲突或磨合的复杂关系。《文艺生活》中的主体(作家和读者)生态和作品本体生态以及外部环境,共同构成了1940年代华南文学生态的一个侧面。探讨文学期刊和外部环境相互关联、彼此制约所形成的文学期刊生态系统,或许不失为在文学期刊生态学视角下对文学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丰富和补充。

论“妇女回家”论争背景下新知识女性成长小说——以桂林版《文艺生活》月刊为例

1940年代初,有关王西彦小说《家鸽》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在《文艺生活》月刊上形成了交锋。文章以此为引子,讨论了在上述背景下《文艺生活》月刊刊发的以知识女性成长命题为关注点的作品。这些作品从社会、男权以及女性自身这三个角度探讨了女性被束缚的原因,着力表现了知识女性是如何在抗战的时代潮流下,冲破牢笼走向社会并成就自身的。虽说这些新知识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理想化的存在而被描述着,但这些新知识女性形象的出现仍然是对"妇女回家"论争所作出的正面且有力的回答。

路向调整与文学多元化:桂林版《文艺生活》中的抗战文学

抗战初期,文学的救亡功能、教化功能被极端强调。抗战文学由此成为救急的宣传品,题材狭窄,也缺乏文学性。在抗战文学必须返归现实主义、提高艺术质量呼声下,抗战文学的路向调整遂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抗战文学也因此从抗战宣传单一形态进入到全面反映抗战生活多元化的发展形态之中。桂林版《文艺生活》月刊中的暴露与讽刺文学、小人物命运文学、知识女性成长文学即是抗战文学多元化的一个展示。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征求社员运动考论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在战后香港能够生存下去并得到持续性发展,培养了大批海内外文学青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培植了大批文艺新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时两年多、规模盛大的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此次征求社员运动,与司马文森从1930年代即投入精力开展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并不能等同。虽然在作为群众文学运动以及在组织结构上二者具有表象一致性,但二者在组织者主观意图、运动构成主体和运动目标等关键点上差异甚大。而社员与文艺通讯员的身份转换是1949年后工农兵通信运动这一国家文艺制度落实的必然结果。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背后的文化逻辑、独特的办刊模式等都具有当下意义。

《文艺生活》中的译介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翻译文学

跨越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生活》发表了近百篇文学译介。桂林版《文艺生活》刊发了大量苏俄以及其他国家反映战争和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译介,丰富了中国抗战文艺的艺术画廊,对政治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的声援作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光复版、海外版、穗新版《文艺生活》虽然文学译介数量远不及桂林版,但苏联文学译介的惯性影响力仍不可忽视,同时英美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弱小民族文学也都是时代声音的回响。《文艺生活》中文学译介的内容构成和布局演变,恰是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现实语境磨合、协调后生成的20世纪40年代翻译文学的缩影。

无产阶级文艺诉求下的创造社刊物研究(下)

1928年8月以后,创造社创办了《思想》、《日出旬刊》、《文艺生活》、《新兴文化》和《新思潮》五种刊物。由于受国民党文艺统制和创造社自身"思想转换"的影响,《思想》时期的创造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方面明显变弱,他们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和社会科学论文的刊载量,积极探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宣扬追求科学真理和民族解放的思想,进而推动革命文艺界实现了对无产阶级文艺诉求的广泛认同。总的看来,创造社中后期创办的刊物为20年代进步的思想文艺界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公共空间",也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文森与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的交往及其影响

1947年8月,司马文森将自己与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的四封通信以《七月书简》为名,发表于《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6期上。司马文森对卡尔玛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作品选择和原作输出上的帮助,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对卡尔玛及其他翻译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事业产生了不小的助力。司马文森和卡尔玛就现代文学作品外译的选择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内外的反响,做了深层次的交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方向的对外传播,使西方世界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七月书简》发表于在海外广泛发行的《文艺生活》上,使得这次中西文学交流产生了多倍辐射效应。

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民族传统身份与“生活感”:《文艺家的新生活》(1934)

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王平陵主编的《文艺家的新生活》以极其有限的容量,以线性的体系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知识生产的典型'习性'。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个案,它凸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艺知识生成机制在争夺话语权的主导与合法化上的策略抉择。本文力图以王平陵《文艺家的新生活》(1934年)为研究个案,试图对其文本中的知识生产机制进行学理上的反思。

戴望舒“附逆”辨

检举“文化汉奸”运动来势凶猛抗战胜利后,全国文艺界开始了检举“文化汉奸”运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1946年2月1日出刊的光复版第二号《文艺生活》上,发表了《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对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作为跨地区的刊物《文艺生活》,由设在桂林的文艺生活社发行,编辑负责人为时在广州的司马文森、陈残云,另设有香港通讯处,联络人为吕剑。

朱友舟学术著述简表

著作:1《南京艺术学院硬笔书法考级教程》(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二〇四年)2《姜夔〈续书谱〉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二〇五年)3《工具、材料与书风》(东南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年)4《中国古代毛笔研究》(荣宝斋出版社,二〇一二年)5《中国高端艺术院校教学范本—朱友舟书法》(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6《草篆—朱友舟书法图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二〇一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