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本《文说》考辨

四库本《文说》乃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非《文说》的原貌,通过元末明初徐骏《诗文轨范》二卷、赵谦《学范》、明代刻本《文式》等书中所引《文说》的考查,知其混入别人文字;同时也可以知道《文说》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言为科举所作,而是论行文之法。

陈绎曾《文说》中的修辞理论

我国古代汉语的修辞理论和文学批评混杂在一起。元代的文学批评不很繁荣,却有两部修辞学史上不可忽视的著作,这就是;王构的(《修辞鉴衡》和陈绎曾的《文说》。《文说》是继南宋陈骙的《文则》后,对修辞方式及其变化进行分类、论述的又一部有关修辞的著作。陈绎曾,字伯敷,通晓经学,擅论作文之法。元至顺帝时任国子监助教。著有《古今文矜式》二卷,《文说》一卷。陈绎曾的《文说》在修辞的一般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高出前人之处,只是提出"辞贵简切而明白"。

宋代“右文说”研究述评

现当代学者对于宋代“右文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宋代“右文说”的学术渊源;二是评析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论述;三是阐述宋代“右文说”的学术价值。第一个和第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当代学者归纳得较全面,第二个方面关于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研究材料挖掘不足,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雷浚《说文段注集解》略论

清代学者雷浚的《说文段注集解》是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行重新分类和系统编排的一部巨著,作为近出新材料,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是目前所见唯一传本,鲜有人研究。该书摒弃了“始一终亥”的部首编排方式,采用编画法和自然分类法对《说文解字注》重新编排,删节了各字条的说解,并新增一些字头和双音节词,在具体内容上少有创新,但用字上多有变动。该书为段学研究和清代《说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但同时也存在分类不全、体例不一、字词关系混乱等问题。

汉语字词本义研究的误区

本义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史教学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误将《说文解字》的造意与本义相混淆;一味求古,排斥后出本字作为推求本义的形体依据;误将声训等实、德、业互释视为本义;以今律古,误将后起引申义、假借义作为字词本义。本文着重就以上四个误区进行揭示和分析。

《说文》或体之义近形符通用考

义近形符通用,是自甲骨文便有的一种构字方式,《说文》中的一部分或体即以此方式构成,在对或体及其相应的字头正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得出四十五组义近形符通用例,并从义着手,辅之以形,这些形符有的仅义近,有的甚至字形也相近,而这个通用原则是构成异体字的一个重要手段。

《说文》收字释义文献用例补缺——以简帛文献证《说文》

《说文》所收字所释义有不少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只见于后世传世文献,成为研究《说文》的一大难题。本文以简帛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难题有不少都可得到解决,许慎所收字所释义并非向壁虚造,同时也说明出土简帛文献具有重大的语料价值。

《说文》叠体字的构形与意象思维

叠体字是汉字中特殊的构字形式。最早系统整理和直接训释叠体字的是东汉的许慎。《说文》的小篆叠体字组合方式齐全,具有明显的强化信息的造意功能,显示出意象性、整合性的构形思维特征。叠体字是汉字孳乳初级阶段的产物,是汉字由表形阶段向表意阶段发展的“速生体”;由于其本身存在表意不清、书写繁复等先天不足的弱点,因此最终逐步被音义兼表的形声字所取代。

《说文解字》形声字甲骨文源字考──论形声字的形成途径

本文普查《说文》形声字的甲骨文源字，提出形声字的主要形成途径：（１）加注形符；（２）加注声符；（３）形、声结合；（４）改换表意字部分形体为声符；（５）后起形声字替代非形声字；（６）字形讹变而析为形声字。

《说文》形声字误断探因

讹变并不足以解释许慎在《说文》形声字判断上的所有错误。六书理论的局限性,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形符与声符的省简,汉字与汉语相互影响及其发展的复杂性,汉字结构布局的可挪移性,《说文》时代的局限性等多个原因造成了《说文》形声字的误断。

张家山汉简与《说文解字》合证——《说文解字校笺》补遗

《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版 ,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本文主要是运用张家山汉简资料考校《说文》 ,有些是校正今本《说文》讹误者 ,有些是证明后人皆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

《说文解字》的形训理论

《说文解字》一书是有自觉而深刻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尽管这些理论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看法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1)这些理论只是文字学的；(2)六书说只是一个平面上的。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阐发许书的形训理论，从而证明这些理论是关于训诂的，而其中的六书说是从不同平面就形义关系所作的理论表述。

数据库环境下的《文始》研究

章太炎的《文始》由于组织结构的层级分类性与同源字族关系的复杂交错性,长期以来难于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因此造成对其成就意义的莫衷一是。借助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构建“《文始》《说文》数据库”,可就《文始》及《说文》中的各项字段内容进行全面准确的统计分析,实现对《文始》的严格计量考察,从而在《文始》研究中首次给出全方位、多维度的量化数据信息,澄清了学界对《文始》的误解,客观还原了章氏字源学理论体系的本有价值。

郑珍《说文新附考》论略

本文考察晚清贵州籍著名学者郑珍的重要著作《说文新附考》。文章对该书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者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以及郑氏父子在《说文》新附字研究上的贡献试作评论。

从《说文解字》“示”部字看上古的自然崇拜

《说文解字》"示"部字反映了上古时期的祭祀文化,而它们都源于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通过分析《说文解字》"示"部字的语义,来挖掘上古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现象。

《说文》中误判的谐声字声符

通过考察小篆以前的古文字材料,证明《说文》对一些谐声字声符的判断是错误的。引起误判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

《说文》今音讨论

本文以《标点注音说文解字》(崔枢华、何宗慧校点)中为《说文》所注的音与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所注的音逐条进行了比较,在对近800条有分歧的材料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出现分歧的情况,造成分歧的原因,以及为《说文》这类古代文献注音的科学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