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之《汉书》《文选》本校读三则

《报任安书》有《汉书》《文选》两个版本,文字颇有出入。通过“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而仆又茸以蚕室”“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三条的对比分析、得失评价,认为《汉书》本更为真实可靠。

《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萧统编《文选》深受家族著述传统影响,其选入《毛诗序》并在《文选序》中直接称述其语,不但因为该序在经学上处于重要地位,也是因其在序体上的首创意义及其文学理论意义,可推《文选》编纂应受《毛诗序》的影响。且《文选》所收三篇经籍序等均为久负盛名的独立篇章,有近于“论”体者,于当时文学深有影响。这表明昭明深具“篇什独立”的文学意识,也体现出其在选文上“动态”地对待不同文类的独特选编思想。《文选》把“序述”、“赞论”之类文体“各以汇聚”,“以类相从”,体现出缘起条贯、取类经典的特点,表明萧统亦具有文学发展的观念及文体溯源的意识。

山东省图书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对人才的培养

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并完成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在项目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古籍修复和管理人员在理论研究、实践技术、综合能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培养、提升。本文以宋刻本《文选》项目为例,就古籍修复项目从哪些方面对于古籍保护人才进行培养,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了阐述。

汉武帝的文学史观察--《文选》所载诏体文及《秋风辞》创作简论

《文选》在“诏”和“辞”两类文体里不仅选录武帝作品,还将之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体现了萧统文学批评的眼光和对于文学创作特征及文体演变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汉武帝所应具有的文学史地位的充分肯认。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著述,有关汉武帝文学创作成就的书写是“缺席”的,应该予以重视,即以《文选》所载诏体文和《秋风辞》的创作为主要对象,讨论它们典范性的内涵以及在创作方面的革新意义,进而理解《文选》何以选武帝创作的背后的文学史识。

从论选陆机作品看《文选》《文心雕龙》之关联

钟嵘在《诗品》中将陆机诗作列为上品,称赞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文选》选录陆机作品28篇(111首),占《文选》作品数量的近15%。在《文选》选录的一百多位作家中,陆机作品数量最多,可见萧统对陆机十分爱重。刘勰同样在《文心雕龙》中表达了对陆机的肯定,不仅在文体论中多次以陆作为例,还常引用陆机文论进行选文定篇。本文将两书对陆作的选评进行分类整理、比较分析,探究两书的选评特点、文体观念、文学观念等,以期促进对两书关系的研究。

国图藏《文选钩玄》编纂方法与价值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文选钩玄》一书是明人华文甫摘选《文选》中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或引经据典的“佳句”编纂而成。这种依靠摘句为主要手段的文本生成方式,是基于明中后期八股文写作中注重骈偶、韵律的文体特征。而《文选钩玄》摘句作为科举考试句法范例,是该时期考试方向由经部和史部逐渐向集部扩展、时文写作由注重义理阐释到兼备章法辞采的体现。但它对《文选》句子摘而不评,这类以选本形式指导时文写作的范文造成了士子对作文技法单一的关注,不可避免会导致士子思想学风的空疏。该书为明中后期“文选学”风气与科举考试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

萧梁时期的文治与《昭明文选》的礼义内蕴

南北朝时期政权正统性是个敏感的话题,梁武帝萧衍为了争立文化正统,将礼制推行到政治、法制、文学等各个方面,这对萧统《文选》的编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萧统编撰目的除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还兼有将礼义精神贯注在文学编撰中的目的。萧统在对作品的选录、分类与排序中,构建了具有礼义精神的文学体系。在文体排序中,突出了君臣的尊卑意识,强调了皇权威严。诗赋体的“类分”中突出皇家重要政治活动,尤其突出了皇家重要礼仪性活动。萧统在具体的选篇中,“贵古”同时并不“贱今”,大量选录沈约、任昉等齐梁文人的作品,尤其是旨在宣扬萧衍政权合法性的文章,这与北朝文人无人入选形成反差。萧统旨在通过《文选》编撰,暗示在南北对立时代,南方政权才代表文化正统,文脉的传承亦在于南朝。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文献辑补、文体批评与文章功用--广补《文选》类总集的编辑维度与观念价值考察

拟续类总集与广补类总集的性质不同。《文选补遗》《广文选》《广广文选》《选诗补遗》《选诗外编》等广补《文选》类总集,审视《文选》体例范式的不足,提出广补的编辑方案:或于《文选》选文范围内,增补契合原典选文标准之作;或反思《文选》审美风范,增补收录上古歌谣与乐府民歌等作;或突破传统选文疆界,将视野拓展至子书、史书,确立新的文章经典。文献的辑补,促成总集分类体例的变化调整:或严辨文体类别,增设新的体类名称,丰富文体形态;或调整类目排序,凸显诏令奏疏类文体价值。历代广补《文选》类总集看似不断地批评反思原典,实则是基于特定的时代风尚、文学思潮对其加以修正完善,于推崇遵循与违逆突破间寻求再塑经典的空间与张力。

《文选》编纂宗旨与梁代“孝”文化

萧统自称《文选》是文学选本,是对历代作品做“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工作;但《文选》编纂还有政治宗旨,把《文选》编纂当做是国家的“孝”文化建设,以《文选》编纂大倡孝道。《文选》编纂既是梁代“孝”文化指导下的产物,又有萧统欲弥补“蜡鹅”事件造成的与其父梁武帝的嫌隙、自明孝道的因素。

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与研究

自20世纪初阿瑟·韦利首次译介《文选》以来,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程。本文选取11个英语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文选》节译本,历时梳理《文选》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厘清不同阶段的译介特征及重大发现。研究发现,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步伐的加快,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一开始的译介逐步深入到《文选》的本体研究,内容涉及作品阐释、文体分类、编撰和选录标准等方面,与国内“新文选学”研究内容趋同,可相互参益,且在版本、注释、校勘等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中西学者应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语言与文化优势,构建健全的中西学术交流话语体系,助推英语世界《文选》全译本的诞生,进而切实有效地促进英语世界“选学”新发展。

从三首“行旅诗”再论《文选》“以类相从”

《文选》“以类相从”的分类方式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但此种分类方式在《文选》庞大的体量中也存在各类之间的混淆。诗歌一类中的行旅诗和游览诗就出现了明显错乱。其中原因固然有两类诗歌题材之间天然的相似对编选者形成的误导,但更深层是因为“以类相从”分类方式内在的问题。

“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文选》五臣注与开元初年的文学风向——从阮籍《咏怀十七首》注说起

《文选》五臣注力求阐明阮籍《咏怀诗》中物象与时政之间紧密的对应关系,开启了以本意索隐的方式解读《咏怀诗》的路径,在阮籍《咏怀诗》阐释史中有着开拓意义。这种注释方法不仅来自于《文选》旧注的直接影响,而且有向《毛诗》学与《楚辞》学取法的痕迹。五臣注的出现与开元初期唐玄宗的文学需求、《文选》在科举教育中的地位、五臣对前代《文选》学的驳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反映出这一时期诗学观念与注释功能的转变。

日藏古抄九条本《文选》引《文选集注》辑补

九条本是日本现存《文选》古抄本,抄写年代较早,故而很好地保存了《文选》古抄本原貌。其注文所引《文选集注》现仅有少部分残卷,且《文选集注》所保留的唐代古注《文选钞》《文选音决》已佚。《文选旧注辑存》是刘跃进先生近年出版的经过系统整理的汇注本,对九条本所引《文选集注》有大量收录,但仍有许多错漏之处,尤其未收入九条本卷背引文。因此,对九条本所引《文选集注》加以辑录,并在《文选旧注辑存》的基础上加以补正,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敦煌本《文选音》残卷抄录者探析

关于敦煌本《文选音》残卷抄录者身份的问题,多位学者经过研究,得出“萧该说”“许淹说”等结论,但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今依据敦煌《文选音》残卷的时代背景、抄写体例、抄写方式、抄写内容、书法水平和被注音字等情况,推测《文选音》残卷抄写者很可能是敦煌地区准备应试科举的一位士子。

“真”与“美”的博弈--王俭《褚渊碑文》撰写策略与《文选》选意论析

为逝者撰写碑文、墓志之类文章,是文士常需面临的日常工作。这类工作背后的社会人情压力,要求文章撰写时要以褒赞为主。萧统编纂《文选》,常根据其皇家立场与便利文士仿习的角度灵活选取佳作,但在“碑文”一类中,所录王俭《褚渊碑文》实属异类,因为该文称颂的对象是背叛故主的政治投机者。透过这一看似吊诡的现象,正可窥知《文选》对文章之“美”的看重:王俭在撰写碑文时,已经使用高明的策略为褚渊洗刷罪名;萧统对此文特加青睐,则意在突显文章之“美”具有超越事实之“真”的独特魅力,也为文士的碑文撰写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策略。

李善《文选》注所见《山海经》增注考--以尤袤刻本为中心

宋尤袤本《文选》所见《山海经》文献材料,分别与敦煌本、集注本、北宋监本、奎章阁本、赣州本《文选》对校,其存有与各本不同的《山海经》增注文,且其增注方式不同于赣州本对“已见”例大量回溯,而是通过重新增引及在原注上补充新注两种方式,对李善注进行了补充。另有他本增引《山海经》而尤袤本无的情况,表明了尤袤刊刻《文选》所据底本的复杂性。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文选》编撰始末与刘勰参修考

《文选》《文心雕龙》的关联是选学的重要课题,其内容主要涉及两书的选文定篇、编选标准、文评理念以及萧统与刘勰的关系等。学界对刘勰作为东宫学士是否参与《文选》编撰的问题鲜有论述。本文对《文选》编撰始末的时间线进行考证,并结合萧统对刘勰的交接、学士的职责等方面,探究刘勰参修《文选》的可能以及刘勰的“文理”对萧统编选的影响,以期促进两书的关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