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镜秘府论》看日本诗学的继承与创新

日本歌体论的许多分类名目和汉诗对属都来自中国诗学，这说明了《文镜秘府论》对日本诗学的直接影响；但日本诗学在发展中又经历了一个本国化的过程，即使那些与中国诗学风体概念有相通之处的歌体论，也融入了日人的独特认识，日本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吸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过程。

《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

《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和嵯峨天皇及“一多后生”有关。空海和嵯峨天皇交往密切 ,《文镜秘府论》强调文章济时拯世 ,亦适应嵯峨时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空海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了宫中所藏资料 ,空海向嵯峨献表谈到调声、避病、格律等《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 ,这对引发《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会起到某种作用。“一多后生”的“一多” ,指《周易》变化成卦“两少一多”的少阴之数即 32这个数 ,可能指“后生”的年龄。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在 817年左右 ,实慧正好 32岁 ,因而“一多后生”当指实慧。

空海入唐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空海入唐与《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空海在福州和阎济美、马总的交往就与文学有关系,可能有意识地要和当地文人交往。在京城长安,空海的主要精力在寻道求法,但仍和义操等"缁素"文人有过"诗赋往来"。离京之后在越州和朱千乘等人互赠诗,向越州节度使求内外书,有意寻访文学类书。他访得的诗文论著作,后来多编入了《文镜秘府论》。这说明,空海此时可能已有某种编撰意识,至少客观上为《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作了资料准备。

《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

研究《文镜秘府论》要从日本传本的调查入手。《文镜秘府论》的日本传本有二种：古抄本和版刻本，以往人们未注意到义演写本、松本文库木等重要写本，因而写本调查有遗漏，日本尚存古抄本当为26种。写本系统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从训点、书写格式方面比较看，六地藏寺本当为宝寿院求的传写本，而不是民潮寺本的传写本。由此可以证明六地在寺本保留了停仓时代的面貌，更可能忠实地保留空海自笔本的原貌，而六地藏寺本是一个全本，因而很有校勘价值。从高山寺本保留的卷次痕迹及其它写本材料，结合天卷序和《文笔眼心抄》内容顺序分析，《文镜秘府论》的卷序应该是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天、地、东、南、西、北。空海是按照日本人的方位习惯构想《文镜秘府论》的，这对于认识《文镜秘府论》的理论体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论《文镜秘府论》中的“合本子注”体例

"合本"为中古时期常见的书籍编撰体例。"合本子注"的概念最先由陈寅恪提出,由此揭橥中古佛经的编撰体例。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所遇到的难题与合本佛经相似,故采用"合本子注"体例来编撰诗格著作。在编撰东卷时,空海对于"合本子注"只是部分的使用,尚未形成统一的体例,而西卷中的"合本子注"色彩则要远远浓于东卷。故"合本子注"是空海在编撰东卷时逐渐形成一个想法,最终在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得以落实。"合本子注"体例使《文镜秘府论》有着开放式、衍生性的文本结构。

《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

《文镜秘府论》性质新探--一部由外国人编写的海外汉语写作教材

《文镜秘府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论著,因其保存了许多国内今已散佚的文献而备受关注。但根据空海写作该书的宗旨及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视角来看,它应当是一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写作教材。本文对该书在编排体例上所呈现的二语教学理念进行了分析。

《文镜秘府论》作年考

《文镜秘府论》初稿编撰当在817年以后,不太可能作于空海居高雄山寺时期,日本小西甚一的看法可能有误。817年前后空海向嵯峨天皇谈到《文镜秘府论》的有关问题,并被敕赐高野山,可能因此考虑真言宗理论体系的完善。恳请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的"一多后生"应当指空海的后生弟子实慧,"一多"可能指《周易》变化成卦"两少一多"的少阴之数即32这个数,可能指"后生"的年龄。实慧32岁,正在817年。

《文镜秘府论》乃为“济世”“经邦”而作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产生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全面影响下凝结成形的时期,它既是为了适应政治教化之需而编,也是为了帮助日本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之需而编。从空海种种"济世""经邦"之举以及日本人对《文镜》之评价,我们发现《文镜秘府论》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且对日本的汉诗学、悉昙学、和歌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摄取、改造、变异:从《文镜秘府论》到《和汉朗咏集》

日本汉诗创作指导性著作《文镜秘府论》及诗歌文选集《和汉朗咏集》均成书于日本文化发生转型的平安时代,在编选思路和方法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在编排方式、题材分类、诗歌意象与情感表达等方面亦具有共性;同时,由于编纂的具体时代、目的等方面的不同,两者又各具特点。两部作品显现出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与诗歌传统影响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习、改造和变异,促进了民族文学主体意识的萌生和发展。

从《文镜秘府论》试析诗歌对属的几点技法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空海禅师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时搜集了我国多种诗文论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东卷和北卷有唐朝时期对属论的相关记载,但东卷的"二十九种对"没有一个合理的划分标准,各条目之间交错穿插,极易混淆,且有语焉不详及歧义错讹之处。笔者在重新分类整理对属类目的基础上,将其类型分为五种,并作详尽的分析和搜集大量例证。对于诗人为什么要运用某一对属技法,运用这一技法会对诗歌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也作出阐释。

王昌龄与《文选》关系初探——以《文镜秘府论》所引《诗格》为视角

王昌龄与《文选》的关系,历来研究不多。从《文镜秘府论》保存的王昌龄诗论之作《诗格》看,王昌龄不仅学习《文选》,且以《文选》作为撰写《诗格》时的参考书,《文选》在王昌龄学习前代文学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王昌龄重视《文选》的根本原因是他与萧统的文学思想多有相契合之处。

《文镜秘府论》与齐梁以来的文论发展--以与《文心雕龙》的比较为基础

齐梁以来,从声律开始,兴起了对文学语言组织规律的细致探讨。因为声律具有极端的疏离情志而关注于细致写作技巧的特征,所以,逐渐使文学语言组织规律的探讨不再以情志中心的反复强调为拘缚,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探讨空间,并推动了文学本体意识的进一步确立。这一发生于齐梁之际、并延续到唐代的中国文论的重要发展,在《文镜秘府论》中得以充分体现。因为有了《文心雕龙》的比照,《文镜秘府论》的有关特征可以看得更为清楚。而对齐梁到唐文学思想之一脉相承的历史事实,目前研究界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文镜秘府论》与唐代意境理论

本文从《文镜秘府论》中所辑唐人关于诗歌审美规律的论述来探讨唐代意境理论的形成，指出，盛中唐人的诗歌实践在意境的创造上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关于“意境”的理论却只是处在初步形成的阶段，唯其为“初步”．才更显示出开创性的意义。王昌龄提出了“意境”一词，并对景与意的关系作了探讨；皎然将“情”与“境”联系起来，看到了“文外之旨”。正是在王、皎的基础上，意境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渐次臻子成熟。

从卷次命名及排列看海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读《文镜秘府论》有感

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是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从该书卷次命名和命名的顺序，可以看出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再创造。

《文镜秘府论》“江宁侯”为江淹说质疑与新解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有“江宁侯温而朗”一句,历来诸家注解皆不知所论何人。近见林晓光先生发文认为“江宁侯”非指“江宁”之侯,而当是姓“江”之“宁侯”,并由此提出“江宁侯”乃江淹之说。林氏所解虽颇有新意,但若详究其文会发现论证颇多抵牾,实难自圆其说。今再考之,“江宁侯温而朗”数字应属衍文,而“江宁侯”则当是王昌龄之别称。

《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

从笔者在日本所见原始写本的材料来看，《文镜秘府论》对属论有过多次修改，一稿照录罗列原典，二稿三稿有所综合补充，草本北卷末曾准备编入一“对属法”。这反映了日本学人对汉诗对仗特点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形成了日本汉诗律诗多，讲对仗的诗多，对仗工稳圆熟，对属形式多样化等特点。日本汉诗汉文理论著作多以《文镜秘府论》为基础，但又进一步分析了对属的复杂情况，说明自《文镜秘府论》形成的对汉诗对属特点的认识，深入于日本诗学之中。

《文镜秘府论》所引王昌龄《诗格》真伪考述

《文镜秘府论》所引王昌龄《诗格》的真实性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在对《文镜秘府论》本《诗格》真实性可靠的证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分别从《诗格》与《文选》的关系、王昌龄对《诗格》引诗的熟悉及其诗歌创作实践与《诗格》诗论的一致三个方面,补证该本《诗格》的真实性,进一步证实《诗格》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而其中存在的少数问题是《诗格》在传播过程中经后人补辑增录造成的,《十七势》篇前六势中,部分引诗没有诗题的现象可为证,且这些问题并不影响《诗格》整体的真实性。

空海的思想意识与《文镜秘府论》

《文镜秘府论》提出文字皆本有，文章出自然，以正确的言语文章作为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作为佛家大仙利益众生的基础，以为世间之文字和出世间之陀罗尼有密切联系，在几个层面上体现着佛学意识。空海把自己融入到汉文化之中，来阐释中国的文化，有一种中国意识。《文镜秘府论》主要编入实用性比较强的写作范式，并化繁为简，以便于日本的僧俗学子学汉诗汉文，其卷次的方位顺序，不用中国传统的东南西北，而用日本传统的东西南北，这又鲜明地体现着日本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