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欲之路到修辞之路——论柏拉图《斐德若》中灵魂提升的两条道路

苏格拉底对智慧有着极强的爱欲,同时他还爱欲着身边渴求智慧的青年人,如何促成他们的灵魂提升,这成为苏格拉底哲学言辞的一大重心。柏拉图在《斐德若》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向我们展现了两条灵魂提升之路:爱欲之路和修辞之路。第一条道路充满诗意,从追求身体之美走向追求美本身,从而开启了灵魂返乡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则更具技艺性,在优美言辞的组织和表达中传递真理的知识,从而在听众或读者的灵魂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在修辞中激发、吸引并引导灵魂对智慧和美本身的追求,这是有限的人踏上了无限提升的道路,前路漫长但更具人性化的考量。两条不同的道路最终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学"中汇聚在一起。

从运动本原到伦理主体:《斐德若》论灵魂

柏拉图的《斐德若》从宇宙论思辨出发,将灵魂定义为自我推动者。自我推动者一方面是身体运动的本源,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自身。正是灵魂运动的这一双重效果让灵魂的自然概念与苏格拉底独特的灵魂概念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斐德若》中的一系列论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最终将灵魂从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运动本原转换成了伦理生活的主体,转换成了过着这样或那样的生活的"我们"的真正存在。

发现自然的视野——《斐德若》论美

按照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论述,"回忆"是凡人的灵魂同灵魂的原初状态相联系的通道,而美的光亮照亮了这条通向灵魂原初视野的道路。这种视野能让灵魂回到堕落之前的状态,即哲学的状态。在苏格拉底看来,回到这一状态的最大障碍在于意见,尤其是城邦的公共意见。在这一语境下,恢复灵魂的原初视野,首要意涵在于超出城邦意见,即习俗。在这个意义上,"回忆"体现在从城邦意见的洞穴中解放出来,发现或找回自然的视野。美在此过程中能够起到别的存在无法起到的作用。

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术——柏拉图《斐德若》开场(227a1—230e5)绎读

柏拉图的哲人身份和诗人(或称文学家)身份的争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并尝试理解他的作品。《斐德若》记叙了苏格拉底与文学青年斐德若之间关于吕西阿斯一篇公开演讲稿的私下谈话。在这场谈话之前,柏拉图以戏剧笔法叙述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之间的相遇。正是在这段戏剧场景之中,柏拉图隐晦地呈现了哲人苏格拉底无法避开的政治境遇——哲人的爱欲如何借助言辞与常人的爱欲相融并促进常人灵魂的上升。在与斐德若的交谈中,苏格拉底清楚地把握了城邦与公共言辞之间的关系,巧妙地使用严肃戏剧诗术和双重修辞的技艺,既保护常人免受吕西阿斯言辞的危害,又恰当地为真正的哲人生活辩护。柏拉图的戏剧手法与苏格拉底的诗术及修辞合而为一,共同构成了哲学不可或缺的文学性因素。

斐德若的后现代修辞——柏拉图《会饮》中斐德若颂扬爱神的论证

柏拉图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与我们身处的后现代语境毫无关系,他笔下的人物何以可能与后现代扯上关联？这个问题应该由柏拉图笔下的斐德若自己来回答——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文学青年斐德若这个人物出现过三次。在题为《斐德若》的对话中,斐德若显得是修辞术高手吕西阿斯的传声筒,在《普罗塔戈拉》中,斐德若显得是智术师希庇阿斯（Hippias）的崇拜者。相比之下,《会饮》中的斐德若表现得最为充分。

柏拉图论爱与美

与康德以来的审美无利害--剥夺了美与欲望的关系不同,在古希腊美学中,美始终代表着强烈的吸引力,与人的欲望紧密相关。柏拉图在《会饮》和《斐德若》中通过重塑爱欲与美的关系实现其爱欲哲学的建构,使得美成为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会饮》中,柏拉图强调爱欲以美为对象,在美中孕育,爱欲求美是爱欲逐善的实践,由此给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智识爱欲之路,初步建构了爱欲的形而上学。进一步,在《斐德若》中,柏拉图通过强调美的可知性、自明性和直接可感性特征,明确美作为理式的独特性和优先性。然而,在爱欲与美的关系中,美不仅是爱欲的对象,还是爱欲得以实现形而上学化的关键,美实现了爱欲的净化。至此,柏拉图把古希腊传统文化语境中爱欲与美之间的性吸引力关系转化成为形而上学关系,爱美的人成为最高级的灵魂,爱美的生活成为最值得过的生活。

《斐德若》前两篇演说词中的理性与欲望

《斐德若》前两篇演说词主张用理性统治欲望,推崇某种审慎之德。这一观点表面上同柏拉图在《理想国》等对话中的观点一致。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两篇演说词代表了柏拉图原先的观点,而之后的第三篇演说词则是对这一观点的修正。本文通过分析这两篇演说词,表明上述看法不能成立。在吕西阿斯的演说词中,审慎意味着通过计算实现快乐的最大化。同《理想国》的对照表明,这样一种审慎体现在克法洛斯这个人物身上,实质上是相互冲突的两种欲望之间的平衡。而在苏格拉底的第一篇演说词当中,审慎意味着一般而言依据思考而非冲动来行动。但这一思考是工具性的,也就是说,行动的目的没有经过理性的审视。这种审慎,在《理想国》中体现在荣誉政体式个人、寡头政体式个人和民主政体式个人身上。其本质是欲望的自我分裂和对抗,不同于《理想国》所推崇的那种理性统治。

口头辩证法与书写游戏:论《斐德若》

《斐德若》中'书写性批判'的段落历来富有争议。正如农作技艺不会在阿多尼斯花圃的游戏种植中被利用,辩证技艺则不会在书写文字处被使用,后者全然并且清晰无误地被归于口传。本文把《斐德若》分为三部分进行解读。哲学是在口传中根本完成的任务,谁能够保有口传中从内容的层次上超越书写的确定能力,谁才配享哲学家之名。

修辞学在哲人与伪哲人爱欲转变中的双重作用--柏拉图《斐德若》绎读

柏拉图的《斐德若》以苏格拉底与斐德若谈论吕西阿斯讲辞的方式,论述爱欲与修辞学问题,这或是理解柏拉图的起点。吕西阿斯的讲辞赞颂无爱欲者,以掩饰爱欲的存在,用修辞学的伪装抹平普通人与哲人之间的差异,最终实现所有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平等,结果败坏了斐德若的爱欲。然而,吕西阿斯为贵族男童恋辩护的讲辞让人们见识到爱欲转换与提升的可能。据此拥有独特爱欲的,真正的哲人可以借用修辞学的双重性,从普通人中挑选出潜在的哲人加以训练,让这部分人既实现爱欲的提升,又隐藏起自身的哲学追求,既保护普通人的生活,又构筑起走向哲学的隐秘通道。

“一切灵魂都是不死的”:《斐德若》中的灵魂不朽证明

本文分析并重构了柏拉图《斐德若》中的灵魂不朽论证,并试图澄清这一论证与其后灵魂神话的关系。首先,根据我们的分析,苏格拉底的论证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包括(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苏格拉底混淆了“灵魂永恒运动”与“运动是灵魂的本质属性”。真正的困难在于,苏格拉底没能在他对灵魂全体的宇宙论思辨,和个体灵魂不死的论证目标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论证意围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对灵魂不死的论证并不等同于对灵魂不灭的论证,而是以永恒运动为中介,指向一种与永恒的死寂相区别的永恒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永恒的存在。其次,灵魂的永恒运动并非体现在神话中的灵魂转世故事,而体现在这一描述:灵魂无论在天界还是在尘世都处于运动之中。其运动的方式同灵魂与理智的关系相关。天界灵魂由于具有更多的理智,以圆周运动的方式逼近静止的原型,但灵魂本身并不静止;尘世灵魂则由于缺乏理智而作无规则的运动。简言之,《斐德若》中灵魂不朽论证关注灵魂的运动与静止,而非灵魂的存在与消亡。

聆听“神灵”,还是聆听“上帝”——以苏格拉底与亚伯拉罕案例为文本的经典解释

本文分析苏格拉底所言的“神灵”之声与亚伯拉罕所听到的“上帝”之声两者间的差异 ,并据此来说明两种可能的伦理学说的根本不同 ,即特定意义上的“良知”伦理学和“义务”伦理学的不同 :前者是指作者所要强调的对个体的、内在的良知的伦理诉诸 ,后者是德里达近年来一再倡导的超伦理、超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

走进文本需要哪些要素

课堂回放《葡萄月令》教学实录 一、引入新课,激发期待 师：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曾这样幸福诗意地描述苏格拉底谈读书：＂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今天,我要带领你们做一次幸福诗意之旅,去读一下我最喜欢的作家汪曾祺写的《葡萄月令》,

论柏拉图理想政治与修辞学之关系

在柏拉图的哲学家当王的理想政治理论当中,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修辞学思想。据此,修辞学被看作是一种意见塑造技艺,联结着理想政治中的哲学与政治。哲学家奉此技艺,以其知识为指导,对民众政治生活进行正确的意见塑造。此修辞技艺的可行性和善性,或者说民众意见的正确可塑性及其正确塑造的德性价值,为柏拉图理想政治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柏拉图《斐德若篇》中的灵魂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哲学家作为智慧的化身应该统治整个城邦。但是他后来的《斐德若篇》中,他放弃了这种主张,转而认为,哲学家的最终目的只是对智慧的追求,而不是去做现实的统治者。因为他相信真正的哲学家的灵魂会陷入了一种神圣的迷狂之中,它使哲学家仅仅执着于纯粹的真善美,并由此获得一种纯粹的精神爱情。

柏拉图的药(一)

通过细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德若》,德里达展开了对爱欲、修辞、书写、哲学关系的讨论。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德里达更新和加深了对传统柏拉图观念论的物质主义批评。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认为,真理之存在不依赖于且超越于语言指称行为;而作为语言指称行为的典范,书写乃是纯粹的派生物和补充物,同持驻在心灵和展现在言语之中的真理相比,它只有次要的意义。在《斐德若》中,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之口,将"逻各斯"描述为"父亲""帝王",享有对书写的威权。书写既是补药又是毒药,它必须服从逻各斯的统治,而不该将探索真理的心灵引入迷途。于是,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与智术师势不两立,后者教导青年人运用书写,滥用修辞,激发爱欲,引人偏离爱智之道。唯有观念活着在场,真理方可存在。若无观念,作为再现技巧的书写,像辅助记忆的技术之类,只不过是在重复,而无助于探索真理,倒会变成谬误的载体。选取一个古希腊语"pharmakon"作为隐喻,德里达强调书写具有善恶、补损二重性。书写提供一种无须包容真理的幻象,从而危及真理。但是,作为对真理的补充,书写也有助于真理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