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对《看虹摘星录》的批评——读《斥反动文艺》札记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斥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文学创作时的具体所指,一直不太明朗。近年来,随着未入《沈从文全集》的《摘星录》等重要文本的发现,这一批评有了重新解读的可能。沈从文一度看重的《看虹录》《摘星录》等小说,的确存在表现主题狭窄,描写露骨等诸多问题。由于对文学的价值、意义及如何运用文学遗产等问题有着根本分歧,郭沫若批评《看虹摘星录》为"新式《金瓶梅》"是可以理解的。但处于文坛权威地位的郭沫若,在批评沈从文时也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文章分五色,明灭孰可辨——关于郭沫若斥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事件的疏解

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将沈从文斥为“桃红色作家”,由此引发的舆论给沈从文后半生的写作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是非曲直也引起学界的众说纷纭。首先,郭沫若批判沈从文是源于私人的宿怨,还是文化政治发展的必然?建国前夕沈从文的“发疯”“自杀”是这篇文章导致的吗?这需要辩证分析。其次,郭沫若批判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有文学理据吗?我们需要探讨沈从文情欲书写的“诗”与“真”,看看被理解为“抽象的抒情”的“虹影”“星光”背后真正的生活面影。其三,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与五四时期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30年代的革命小说风格类似,同是书写身体与爱欲,郭沫若为何以高度评价和大势挞伐区别对待?究其缘由,我们可以梳理出现代作家文学观念的歧异和浪漫主义的流脉。

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

郭沫若批评沈从文之缘由与得失,迄今未有定论。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呈现与相关文本的解读,笔者细致考察了1946—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不是局限于文艺圈内的局部事件,而是牵涉到国共双方、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报刊杂志等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各种势力,更涉及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相关实践,对当下知识分子思索相关问题仍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