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斯巴达之魂》的伪译解读

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斯巴达之魂》的考察,发现它呈现出诸多伪译的特征,其书写体现了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对该文本属性的重新认识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翻译在目的语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特殊文化和文学地位。本文通过对我国伪译作品的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伪译理论的不同之处,促进伪译研究的跨文化对比。本文亦揭示出翻译史研究中将某一时期翻译活动语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助于还原当时对翻译的认识,从历史的维度拓宽现代翻译研究的疆界。

论《浙江潮》与鲁迅“向左转”之渊源——以《斯巴达之魂》为例

《浙江潮》作为一本以启蒙和救亡为目的而创办的刊物,不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激起了鲁迅的创作热情,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鲁迅早期“立人”思想和“硬气”风格的形成。而这种思想和风格也成为鲁迅1930年选择“向左转”的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他的这一选择是理性地从时代环境出发,始终以一身“硬气”秉持着独立人格,自觉地进行以“立人”为旨归的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浙江潮》对鲁迅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以鲁迅首刊在《浙江潮》上的作品《斯巴达之魂》为例,结合该作发表前后通过《浙江潮》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语境、思潮,不仅能进一步回到其作品创作伊始的历史现场,还能在报刊所记录的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中窥见一个形象更为饱满的鲁迅,从而对其思想、人生和创作历程有更为深刻的把握。

从“独鹤与飞”到“译事之光”——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中的“呐喊”

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留学日本时期和回国后的“沉默十年”。一般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是在其加入五四文学革命的准备阶段,这一观点大致成立,但忽略了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性。其实,此时鲁迅已经开始其后一直延续的文学道路,即一面介绍外国文学,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文学活动完全可以视为后来发出“呐喊”的前奏,或者说就是其最初的“呐喊”。对此,应结合鲁迅与绍兴地域文化关系及其在京环境影响等重新审视。

《斯巴达之魂》与史传

鲁迅留日时期发表的《斯巴达之魂》一文历来在译/作上存在争议,双方观点虽然都言之成理,却忽视了中国文学与文章体系的关联,对文章观念与文体的考察.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斯巴达之魂》一文,可知鲁迅是以"史传"的文章之法对斯巴达三百武士的史实进行了重述,纪人叙事不同于历史小说的随意点染发挥,立意谋篇上也有着著者独特的安排,不能简单等同于对它作的译介.文中一些情节的想象虚构更接近史家的"代言"与"拟想",起到了补阙情节、渲染气氛的作用;在文章作法上鲁迅以联络法、伏脉法等叙述方式行文,史实叙述详略有致,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文章以新小说的"演说"代替史传的"论赞",增强了文章感情抒发的强度与论述的力度.

政治小说的变容:希腊古史与近代东亚国族意识的构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小说与儒教文化圈的史传文体融合而形成了史传体政治小说的亚文类。此类小说多以域外史事为背景,以小说的虚构技法补苴历史细节。日人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及其中文译本、戏曲改编本,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是史传体政治小说的代表。深析二文,可见出这类政治小说的文体价值。文中的虚构片段能够印证近代中日两国的政治实情,呈现希腊古史在近代东亚传播时被编织入现代民族国家构想的过程。

“降虏”:鲁迅的“奴隶”意识解

“奴隶”意识是鲁迅一生创作的重要出发点,而“降虏”是其“奴隶”意识的深层内涵。鲁迅南京求学期间的“骑马事件”激发了他的降虏意识,其早期创作《斯巴达之魂》显示了他与降虏身份的和解和进一步破除之道。“降虏”问题萦绕了鲁迅一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动和创作。

鲁迅:从《斯巴达之魂》到民族魂——《斯巴达之魂》的命意、文体及注释研究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留日时期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第一篇作品,它试图给中国的国民性注入一种奋力抗敌的阳刚性格。其后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推崇拜伦、尼采的恶魔风骨与强力意志,五四时期批判中国国民的阴柔性格,以及后期在历史小说中通过大禹、墨子弘扬社会责任感和正义精神,都是以《斯巴达之魂》为源头,一以贯之地表现了鲁迅文学传统中刚健雄大的力之美以及硬骨头精神。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对鲁迅之为民族魂的诋毁皆属无中生有。对这篇作品的修辞以及它以文学之笔改动历史、主体部分是虚构等方面的考据与论证,说明《斯巴达之魂》有编辑成分,但仍可视为鲁迅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鲁迅全集》的注释在现代中国作家全集的注释中是比较完善的,但对《斯巴达之魂》的注释却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在1981年版中就已存在,在24年后的2005年版中并未得到纠正,失注之处,亦复不少。当代中国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民族魂,鲁迅研究界应更加关注《斯巴达之魂》,并就这篇作品的性质及其当代意义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

鲁迅早期文章的译/作问题与近代翻译的文学政治——从《斯巴达之魂》“第一篇”疑案说起

引言:"古怪的文章"1903年,尚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的青年留学生周树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刊载在《浙江潮》第五期(1903年6月15日)与第九期(1903年11月18日)上。比较"古怪"的是,对于"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1)鲁迅似乎并不乐意承认,而且在三十多年以后还坦白是"故意删掉的"。尤为"古怪"的是,鲁迅的不承认,正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2)。自认"古怪"而且"尤其",的确是"古怪"之极。

政治哲人眼中的女性与城邦——解读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

希腊古典作家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共十五章,其中第一章对斯巴达女人和婚姻生活的描述,成为后世人们了解斯巴达社会,尤其是斯巴达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本文基于对《斯巴达政制》1.3-1.4中的重点字词、辞章和文脉的梳理,深究色诺芬的笔法。色诺芬对照斯巴达与其他城邦在女性的饮食、劳作、身体锻炼等方面截然不同的政制安排、立法措施和生活方式,处处都是盛赞的口吻,然而,其中却暗自检视了斯巴达女人的道德品性和斯巴达城邦的精神。色诺芬从政治哲人的角度思考斯巴达女人与政制的关系。他对斯巴达妇女隐秘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判,因而可以说,色诺芬从《斯巴达政制》第一章一开始就促使我们思考:斯巴达城邦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优于其他城邦。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鲁迅第一篇译作考辨

据迄今为止的研究,鲁迅最早的译作出现在1903年,这一年,他发表了《哀尘》《斯巴达之魂》《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地底旅行》6篇译作。究竟哪一篇是鲁迅的第一篇译作,长期以来学者们说法不一。这给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的早期翻译研究,造成了混乱。本文在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厘清有关说法,认为,严格地说,《哀尘》是鲁迅的第一篇译作;宽泛地说,《哀尘》和《斯巴达之魂》并列为鲁迅的第一篇译作。《月界旅行》或《地底旅行》是第一篇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鲁迅是文学大家,也是翻译大家。鲁迅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和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非比寻常。弄清他的第一篇译作是什么,对认识和研究他早期的翻译方法、翻译动机等很有帮助;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鲁迅的第一篇译作:是《哀尘》还是《斯巴达之魂》

鲁迅最早的译作出现在1903年。这一年,按时间先后,他发表了6篇译作:《哀尘》、《斯巴达之魂》、《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究竟哪一篇是鲁迅的第一篇译作?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此说法不一。这给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的早期翻译研究,造成了混乱。本文企望为结束这种'混乱'有所帮助。本文在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厘清了有关说法,认为,严格地说,《哀尘》是鲁迅的第一篇译作;宽泛地说,《哀尘》和《斯巴达之魂》并列为鲁迅的第一篇译作。《月界旅行》是第一篇的说法、《地底旅行》是第一篇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鲁迅是文学大家,也是翻译大家。鲁迅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和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非比寻常。弄清他的第一篇译作是什么,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他早期的翻译方法、翻译动机等很有帮助;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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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

鲁迅研究中的“斯巴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的解析上:是“翻译”还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文体问题的讨论等。其中,关于《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理所当然构成了这些讨论的前提却又并没有解决。对此,文章提出一种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国民性”话语建构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便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梁启超和周树人为什么会把“斯巴达”作为新知和思想来传播,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斯巴达”,他们与周围及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斯巴达”话语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亦自然内包于新的观察维度之下并清晰呈现于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