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叙事模式分析

目的:晚清之际,在梁启超等人的呼吁下,小说地位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小说创作。李欧梵曾提到,在(现代性)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和报纸是非常重要的两种载体,晚清报刊的兴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文人通过报刊针砭时弊、辛辣讽刺,企图在面向大众的报刊中寻求认同感,营造一种“虚空的共时性”,而当读者阅读时,会拥有共同的日常生活、共同的日常时间之感,从而达到共同想象的目的。方法: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第一份以登载小说为主的杂志《新小说》的第一号第一篇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展示了其政治抱负和学术理念。他在小说叙事中构建了层层嵌套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一层级中对叙述主体进行一定的创新,引入“演讲呼告”与“一问一驳”的独特文体形式,借助大段政论文字,体现其“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写作目的。结果:文章对小说中各叙述层级进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梁启超在小说写作中的新实践与新探索。结论:《新中国未来记》继承与创新了传统叙事模式,梁启超用文学外衣包裹先进的政治理念,在新旧交杂的叙事模式下,打造虚实相间的阅读效果,传递出对未来社会的独特构想与无限期待。

走向世界和走向自我:《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艺术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不死者”之“未来”--论梁启超的《世界末日记》与《新中国未来记》

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了梁启超所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与所译的《世界末日记》,此前书目预告中的《世界未来记》却并未出现。对于以激励爱国精神为宗旨之刊物的创刊号而言,“末日”的出现值得深究,其所体现的是梁启超在“末日”与“未来”之间所建构的逻辑理路。梁启超运用佛教及进化论思想对源自基督教的“末日”观念进行了改造,借用“无量”“世相续”“生死”“进化”等观念,将“末日”重新阐释成一种过渡环节,一种历史进化中的“劫”,同时也是“未来”的起点。在“末日”通向“未来”的过程中,“不死者”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死者”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行动,且唯有在进化的时间之流中才有意义。梁启超在“末日”与“未来”之间所架起的这座桥梁颇为重要,它意味着重塑现实是可能的,也即,在面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时,作为行动或准则的“不死者”将使历史的可能走向得以显明。“末日”与“未来”在《新小说》上的同框体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为探求中国道路所作出的努力。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

向着“未来”前进——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解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1902)的细读,分析其中正文与批注之间的时态对话关系,以说明作品既非单纯地叙述"未来",亦非仅仅评论"现在",而是在两者之间往复运动,由此构成其根本性的叙事特征。此外,通过考察其中此前未被关注过的多处时间错误,来讨论梁启超在试图穿行中西纪元、现在与未来时的困难,并对这一作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和意义做出评价。

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受

2010年出版的《世博梦幻三部曲》又重新炒热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这部未能完成的政治狂想曲找到了新的市场契机。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期望借助政治小说的文本形式以实现启蒙民众的目的,最终实现其"新民"与"新国"的理想图景。《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而写下的一部标本式的"新小说",其政治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及五四时期的文学译介和创作倾向。

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二重结构及其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文本上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结构,它表露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隐忧,以及他在日美欧强势文化迫力下的精神反抗。正是由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小说的写作进程被中断。《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与文化文本,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新小说的范式,更在于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透析作家自身政治、文化困境的窗口。

《新中国未来记》研究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实践性文本,其文学史地位和学术史价值自不待言。自1902年平等阁主人在《新小说》第二号发表《〈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以来,截至2020年10月24日关于《新中国未来记》的研究、评论文章共计51篇,内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预言性、现代性、未完成性等方面。相对于梁启超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新中国未来记》研究稍显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方面,也体现在研究的深度方面。

黑暗中的迷茫与追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对民族救亡路径的探索

戊戌政变的伤痛对于初出茅庐的梁启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开始反思晚清社会的深层次弊病,进而对于救亡的路径选择感到困惑和迷茫。小说中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关于无血破坏或流血革命的观点交锋,体现出作者在探索拯救之道时的犹豫与内心挣扎,二人的辩论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深处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新中国未来记》对中国传统叙事方法的继承

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率先尝试。但是,由于新小说家们对传统根深蒂固的认同感,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立意和内容上,而不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方法的继承,可以从《新中国未来记》中章回体的模式、多层说书人设置的叙事框架,以及对史家笔法的继承和答问体的运用方面,认识处于中国新旧之交的承上启下的小说创作。

“壬寅”轮回——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时间观念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这部以“时间”为主题的小说,与其《新大陆游记》等同一时期的海外游记相同,对纪年法的使用有着明显的区分,即对公元纪年法的使用,仅限于描述西洋事物之时;而他的“个人时间”以及小说的故事推进,实则由干支纪年来完成。并且,《新中国未来记》这篇于“壬寅”年创作的小说,其时间观念的核心也恰恰为此“壬寅”。梁启超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或许原本是意图构想出一个全新的未来中国。但其构想本身,却一开始便束缚于传统时间观念之中,在干支的时间轮回里从不曾逃脱出来。

小说与政治:论《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革命伦理与新民困境

梁启超引领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界革命",他提倡用"小说"来实现"新民",而《新中国未来记》作为这一实践的重要作品,却出现了"新民"的困境。小说中,作为启蒙者的"新民"在面对被启蒙者的"旧民"时,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新民"无法解决"旧民"现实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他们"教育救国"的设想只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想象。同时,在文本之外这种乌托邦式的"新民"所展现出来的长期性和想象性,也无法适应革命与政治运动中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所以梁启超"新民"的启蒙思想在革命时代必然走向没落。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现代意识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小说的体裁表达政治思想,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描绘了理想的"新中国"的面貌,引领了"小说界革命"的风潮。小说中的时间观、人物设置和思维方式等都体现了现代意识。西历和公元纪年法的使用展现了线性时间观;给予人物新民身份,将他们设定为拥有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作者由传统文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而政治辩论中的理性标准和辩证思维,也体现了作者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和追求现代性的自觉。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论贝勒弥的《百年一觉》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

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公开发表了五回.本文通过比较文学渊源学的研究方法,证明美国作家贝勒弥的《百年一觉》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关系的确切存在,并且勾勒出这种影响的发生轨迹.

重读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写在上海世博会举办时节

1902年，梁启超写下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成为他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最初尝试和政治小说西风东渐的开山之作。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小说，让我们重新感受到近代有识之士对新中国百年强大的政治愿景，尤其在上海世搏会举办期间重新读它，更让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1899年暮春,旅居东京的梁启超在犬养毅的帮助下结识了孙逸仙。孙文革故鼎新的气魄和思想触动了梁启超,并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改良主义方略。在随后的五年里,“革命”一词在梁著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创造性地出现在了他的演讲之中。尽管1904年之后,梁启超的政治热忱再度转向,但是“革命”,作为一个新兴词汇,早已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保守还是激进?立宪抑或共和?——《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意涵新探

一、缘起:《新中国未来记》政治意涵的研究分歧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器物”变革并不能拯救国家,唯有政治制度的彻底改变才能挽救危亡时局。遽变的时代让仁人志士纷纷寻找国家摆脱困境的出路,温和渐进地实行君主立宪与暴力激进地实行民主共和,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却又互相较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救国方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应时而出。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不要扩大“颠扑不破”的使用范围

＂颠扑不破＂的意思是无论怎样摔打都破不了（颠：跌倒;扑：拍打）,比喻理论、学说、法则等正确可靠,无法推翻。语出宋·朱熹《答张钦夫》之一：须如此而言,方是攧（攧diān：颠）扑不破,绝渗漏,无病败耳。例如,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对联》：潮州双忠祠祀张（张巡）许（许远）二公,对云：‘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语颠扑不破。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三回：＂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