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

新加坡商事调解从中国式和马来式调解为代表的传统调解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事调解制度,实现了商事调解国际化的发展,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构建提供了完整的路径参考。同时,新加坡是条约的首个批准国和生效国,在调解程序构造、适用标准、救济方式和救济申请程序等方面与《新加坡公约》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新加坡颁布《2020年调解法案》,落实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并采用了双轨制衔接路径,为我国如何与《新加坡公约》衔接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冲突及破解之道

《新加坡公约》是中国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重要指引性国际规则,但当前中国国际商事调解与《新加坡公约》存在着诸如和解协议的“国际性”界定标准、和解协议审查执行制度、商事调解独立救济功能的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冲突。建议中国明确和丰富“国际性”和解协议的界定标准,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变动适用”司法确认制度,包括扩大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纳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与经个人调解行为作出的和解协议,同时适当调整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和执行规则。考虑到国内现有的“大调解”格局,建议以整合型立法模式制定统一“调解法”以规范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纳入调解员资格认证与激励约束机制,且构建调解组织商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商事调解市场化发展监管体系,为形成健康稳定的商事调解市场提供制度支持与保障。

论《新加坡公约》的完善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新加坡公约》对于有效解决国际商事争议、快速为争议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保证国际商务活动健康有序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文献解析和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分析《新加坡公约》在适用范围、对调解的定义以及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提出完善思路。进一步考虑到《新加坡公约》在中国适用的重大现实意义,提出《新加坡公约》如何更好地在中国适用的主要法律建议:充分考虑适用方式、加入时点、对《新加坡公约》的保留、适用领土、和解协议审查机关、和解协议审查方式等问题,建立与《新加坡公约》相适应的国内调解法律体系,加快建设"一带一路"调解解决争端机制,为国际调解体系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体育调解制度未来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完善——基于《新加坡公约》的思考

《新加坡公约》的生效对于体育调解制度的理论分析和制度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梳理国内外体育调解制度的发展现状,厘清《新加坡公约》的基本概况与关键要点,探析体育调解制度的优势和不足。《新加坡公约》下我国体育调解制度的完善对策以《体育法》修改为契机,增设体育调解条款;规范体育调解过程参与人员行为准则,明确权利和职责所属;未雨绸缪,细化达成的体育调解协议的认定规则与执行程序;严格限定体育调解的时效性,促进体育调解与体育仲裁的有效衔接,完善多元化体育纠纷解决体系。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

为了弥补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短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认可国际和解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建构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机制,并限定了可申请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提出了“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和“形式性”的具体要求。鉴于我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的急迫要求,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应当涵盖国际和解协议与国内和解协议,兼容机构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与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此外,只有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产生且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建构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缔约国直接申请执行的机制,可促进全球商事调解的流动性和统一化。较之诉讼和仲裁,调解在解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目前,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上面临缺乏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不足、调解协议缺乏直接执行力、虚假调解难以监督和避免等困境。对此,我国应当建立以中国商事调解法为核心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明确个人调解法律地位,促进专业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强化“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审查机制,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制度的完善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了国际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的效力,然而我国虽然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但是国际和解协议仍不能在我国直接执行,这不利于商事调解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争端解决方式发展。本文对《公约》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并论述了程序保障是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其强制执行力的来源,证明了国际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的合理性。因为目前我国存在缺少商事调解法规与程序,我国和解协议的效力不强,商事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尚不能满足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为实现与《公约》的衔接,我国应出台指导调解程序意见,认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并加强调解员专业化培训与建立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的方式,促使国际和解协议能在我国直接执行。

中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困境与路径

中国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具有现实意义,为“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提供法律保障、促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更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国内商事调解制度衔接的困境,包括中国调解体系的碎片化、调解员的资质有待提升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难度大三个方面。针对当前我国国内调解制度在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完善路径,包括构建一套完备的调解体系、提高调解员资质和加强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三个方面。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完善我国民商事调解机制的探索

2019年,《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新加坡正式签订并发布,该《公约》对现存的国际调解机制进行了填充,对国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加快了我国民商事调解业务在新时代的发展步伐。基于《公约》给我国带来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我国致力于《公约》的实施和推广。我国民商事调解存在基本法缺位、机构和人员专业性不足、调解模式主导性较强和和解协议执行难度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很好地适用《公约》带来了挑战。我国可以尝试通过加强调解的相关立法、推动调解机构建设、提升调解员的专业素养和增强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等方式来更好地同《公约》接轨,为中国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之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直接赋予和解协议执行效力,弥补了和解协议执行难的弊端,大大提高了调解程序在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也为资源紧张的诉讼、仲裁程序分流减压。我国目前尚无商事调解之法律法规,故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设立事调解规则与执行审查机制是立法之良策。商事调解制度的建立可使得我国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更加多元化。

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看我国商事调解的改革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审视和改革我国商事调解的重要参照物,如果我国批准该公约,相关制度必须与之相衔接。我国的商事调解可以从研究我国相关制度与公约的冲突,理顺调解的监管体系,走市场化、专业化的道路,严格防范虚假调解,尝试制定行业规范的软法等路径进行改革,使得该行业的发展与国际实践更加一致。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商事调解实践可以为我国该领域的发展提供借鉴。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虚假调解的界定、挑战及中国因应

我国已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未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将会面临国际商事虚假和解协议在我国法院申请执行的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商事调解法,要界定国际商事虚假调解,明确其认定的准据法。目前,国内法中的虚假调解的立法与实践不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我国将面临甄别、救济和惩治难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挑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情况,建议设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以及枉法调解罪等,以采取多方位措施应对挑战,促进商事调解的健康发展。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规则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国际层面有关商事调解的最新规则,它的最大特点是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等同于司法或仲裁裁决的效力。公约将直接影响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规则的构建,海南自贸港应借鉴该公约构建商事调解规则,以“营业地”作为认定“国际性”的标准,重新确定“商事争议”的内涵和外延,将意思自治原则和保密原则确立为商事调解的基本原则,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明确调诉对接的执行和审查程序,构建个人调解、线上调解、联合调解多元化的调解方式。

《新加坡调解公约》:新版《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的未来发展

2019年顺利通过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专门就国际商事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做出了规定,旨在推动调解在更广范围内的使用。该公约的制定充分借鉴了仲裁领域的1958年《纽约公约》,但是,调解和仲裁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争议解决机制。《纽约公约》的成功并不当然意味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必然成功。本文针对新公约中的相关规定,结合调解的特别属性和程序,分析其对推广调解的利弊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

试析《新加坡公约》商事保留条款与中国的对策

《新加坡公约》的落地是多元化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又一个里程碑。该公约第8条中的商事保留条款,着眼于争议主体的商事性,也称"公共机构保留"。由于工作组借鉴和延续了《纽约公约》中公共机构适用问题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新加坡公约》商事保留条款和适用范围在文义上的瑕疵,需要利用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澄清该保留的真实含义。《新加坡公约》可以适用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声明商事保留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并不一致,放弃商事保留更符合我国国家利益。我国不妨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放弃商事保留,同时保持清醒,尽量完善必要的制度衔接,为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做好充分准备。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我国法院司法确认与执行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公约》)使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境执行成为可能。若我国批准该公约,则需要按照公约要求,做好相关制度衔接与配套,并适当调整相关法律规定。基于国际条约在国内实施之考虑,《新加坡公约》下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欲在我国法院获司法确认及执行,现阶段将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司法确认审查在程序模式设置的独立地位与准据法适用尚未确定,审查理念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依据尚待澄清,配套机制仍不完备。鉴于此,在批准《新加坡公约》之前,应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予以适当改进,从统一立法、细化程序、明确调解协议法律地位及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做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我国司法确认与执行对接工作。

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基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分析

《新加坡调解公约》有助于促进调解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的广泛运用。目前,我国的商事调解还存在基本立法缺失、调解员的资质和守则规定不统一,以及个人调解的效力未被法律认可等问题,使得相关当事人难以充分利用《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也不利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因此,我国应积极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尽早制定"商事调解法",明确经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执行办法,建立健全统一的调解员认证机制和行业守则,以实现调解制度的规范化、调解员的职业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化,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法治保障。

《新加坡公约》用调解精神维护多边主义

8月7日,《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新加坡开放签署。6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签署仪式,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4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了公约。该公约此后将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

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