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新、旧《唐书》张皇后叙事差异及政治讳隐

张皇后于唐肃宗危难之际起势,在安史之乱的历史大背景下,于皇权争斗中落败,由皇后赫赫之尊而被废为庶人,最终幽闭而崩,被史家记为祸国的典型。但抽绎新、旧《唐书》等史料在张皇后叙事上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正因她卷入的是“上皇”玄宗与肃宗的权力角逐、肃宗时诸王争斗,以及代宗继立等复杂的最高权力争夺旋涡,她的形象在史书叙事中被有意建构,其操弄权柄祸国的一面被强化,最终成为政治讳隐的牺牲品。

《新唐书·地理志》京畿地区政区编次中的政治地理观念

《新唐书·地理志》对唐代都城长安所在京畿地区的政区编次涉及丰富的政治地理观念。《新唐书·地理志》对京畿地区政区的编次遵循“东—南—西—北”的方位观,构建出以都城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和拱卫格局,蕴含着以都城为中心以及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

《新唐书·叛臣传》入传标准研究

由欧阳修、宋祁等主修的《新唐书·叛臣传》共收录十三位叛臣,分析《新唐书·叛臣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标准有四:一是起兵叛乱;二是归附逆臣;三是拒诏作乱;四是擅立新帝。通过对比研究,讨论了《新唐书》中叛、逆臣的区别,《新唐书·叛臣传》的入传标准集中反映了北宋中期史学义理化的倾向:一是尊君抑臣的忠孝伦理;二是衡评人物凸显道德因素。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考订

唐人墓志,详述家族世系。若出身中古世家大族者,尤为注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收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相较传世文献中之记载,已颇为详细。现已经搜集到该家族成员碑志23种,利用墓志中有关家族世系的记载,补出《宰相世系表》原本阙载的李元俭之子李勖(字玄成)、孙李义琳,复原了李元俭孙六人的排行与官履,同时补入该家族后代多人,将《宰相世系表》中所录李元俭以下(含本人)25人的谱系增加48人,对这一支世系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陕郡姚氏”订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陕郡姚氏"一系所载与两《唐书·姚崇传》三者多有牾之处,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孰是孰非,难以断定。近年在洛阳伊川姚崇家族墓地陆续出土的多方墓志不仅能订两《唐书》之讹,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有补阙作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唐贞休世系再考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唐贞休家族世系有误,尤其是唐贞休以上的世系存在很大程度的错误,从清人洪颐煊开始,罗振玉、岑仲勉、赵超等前贤今人均不同程度的关注此问题,且不断利用传世碑刻资料进行考证。根据最近出土的《唐逊墓志》,我们根据志中所载的世系,可以再次梳理唐贞休家族的世系。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武邑孙氏”订补

武邑孙氏系出乐安,为盛唐之际新出名族;自孙逖起,子孙人才辈出,多历显职,昭宗时宰相孙偓尤为显赫。《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武邑孙氏"家族世系颇为宏大,但亦有疏误。二十世纪以来学界陆续发现武邑孙氏家族墓志十余方,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订正和补阙创造了条件。

吕夏卿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吕夏卿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郭锋吕夏卿字缙叔，北宋仁宗、神宗时人。原籍泉州晋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京城开封。《新唐书》重要编修者之一，入书局十年，除参与整比是正各种唐代史料工作以外，主要执笔编撰《新唐书》四表中的三表：《宰相年表》、《宗室世系表》和《...

新旧唐书李氏名字例解

国内外有关新旧唐书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学和文学欣赏两大领域。其他如版本目录、校勘正误、文字句法、经学政治、民族宗教、新旧价值对比、礼乐音乐舞蹈、社会统计等方面也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不足。从新旧唐书所见名字切入,以李氏为例,运用训诂研究方法,探析其典型用例,或有小补于新旧唐书研究之阙。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定州刺史房”疏證——兼考唐遂安王李世壽家族世系

李唐宗室"定州刺史房"在《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中排位"最靠前",按照排佈規律,也意味着此房與李唐皇室最爲疏遠。除點校本《新唐書》校勘記以外,前賢今人有關《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補訂文字中,涉及此房之人物與世系者不多。但是根據已刊唐代墓誌的記載,考知《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所録世系因爲將"後周申、衛二州刺史李慧"及以下世系均誤抬一行,産生了嚴重的錯訛。唐宗室遂安王李世壽、元和宰相杜佑繼室李氏等也屬此房,只是《新唐書宗室世系表》闕載,我們以李唐皇室譜系作爲參考系,搜集相關墓誌材料,考證人物之間的關係,糾正表文的錯誤,補入李世壽一支世系,使"定州刺史房"的世系更加完備與可信。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匡补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查阅唐代皇室家族传承关系的一个便利的工具,但由于编撰和传承等诸多原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为了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完善,从而使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笔者利用近年所出土的唐代墓志和其它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匡补工作。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范阳卢敏房支世系订补

范阳卢氏是中古世家大族中较为显赫的一个家族,支系繁杂,人物众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为记载其家族世系的最重要史料,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不利于家族史的研究。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基础,依据新近出土墓志材料对范阳卢氏二房卢敏房支世系进行考订增补,共补正卢义僖支系成员52人,卢义惇支系成员8人,卢义悰支系成员2人,两项共计62人,使得范阳卢氏家族世系趋于完整,传承脉络更为清晰,可为探究李唐三百年间宰辅家族升降兴衰及其对唐代文化的贡献提供更丰富完整的参考依据。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议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议马兴荣世之治唐代文史者常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以论人物，但细究此表，不乏可疑者，爰取百衲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底本，以宋十行本、监本、殿本、局本、合钞本参校，并翻检有关纪、志、传及唐、宋人专集和吴缜《新唐书纠谬》、...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补二则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二十四史中唯一记录臣表的史料,它对于唐代历史、社会、文学等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因战乱、传抄等原因,该表虽经学者考补,但仍有阙误。依据唐代墓志,并结合《旧唐书》《北齐书》等史料,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高氏德政、士廉两支的世系及官爵等方面作校补,以期为唐史研究提供正确的材料。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赵吕甫为宰相世系制表，其事实权舆于北宋景宗（赵元吴）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年）十月欧阳修奉诏编撰《唐书》。欧公指授精娴谱学之编修官吕夏卿“创为《世系》诸表”，①为后世探研李唐三百年间宰辅家族升降隆替授供足资参稽之依据。惟诸宰臣家...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韦氏远祖的谱系建构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韦氏远祖的谱系记载是最为详尽的,不仅为韦氏后裔修谱所承袭,也被研究韦氏的后学奉为圭臬。然根据新的历史研究理念,此表所记也并不一定是客观历史本身,而更应当以一种历史记忆去看待。经考证发现,此表中看似丰富的内容也是经过了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其中经由韦孟、司马迁和韦昭完成了韦氏与黄帝之间潜在的粗线条的连缀,北朝韦氏墓志以明文的形式将韦氏先祖追至黄帝、颛顼等神话人物,隋唐韦氏墓志及姓氏书对以上谱系进行了细化,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成为韦氏远祖谱系的集大成者,其中的内容是亦真亦幻,虚实相间。它糅合了韦氏后裔的虚荣情感、史家的客观求真以及谱家的尽力建构。不仅沉淀和层累着汉代韦氏的祖先意识,也保存了韦氏在北朝将远祖追至"三皇五帝"以示与胡人相区别的种姓认同观念。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