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从同传人物评价看《新唐书·文艺传》的尚德倾向——以《旧唐书·文苑传》为参照

《新唐书》和《旧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是专门收录文人的传记。比较而言,《新唐书》在评论文人道德修养时刻意地或褒扬或贬抑或回护,显得更加敏感。

论《新唐书》对唐代诗史的宋型建构——以“沈宋”、杜甫传论为中心

《新唐书·文艺传》对唐代诗史的建构,不同于在《文艺传序》中直接言明的唐文发展史,而是以一种相对隐性的方式,见存于唐诗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沈、宋与杜甫传论中,并以杜甫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这种书写策略系统梳理并构筑了唐代诗歌发展的纵向历史谱系,而且在回应时代文学思潮的同时,侧面体现了以《新唐书》史臣为代表的北宋官方建立文学秩序的深层用意,为宋诗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期望与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