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叛臣传》入传标准研究

由欧阳修、宋祁等主修的《新唐书·叛臣传》共收录十三位叛臣,分析《新唐书·叛臣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标准有四:一是起兵叛乱;二是归附逆臣;三是拒诏作乱;四是擅立新帝。通过对比研究,讨论了《新唐书》中叛、逆臣的区别,《新唐书·叛臣传》的入传标准集中反映了北宋中期史学义理化的倾向:一是尊君抑臣的忠孝伦理;二是衡评人物凸显道德因素。

《新唐书·宁远传》疏证

本文结合中外文献有关记述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考辨了《新唐书·宁远传》所记历史、 道里的真伪。本文辨别了 汗（古渠搜国）与破洛那（汉代大宛）的差异，呼闷城、西■城、渴塞 城的对音；考证了拔汗那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指出汉籍所记西域诸城之间道里和拔汗那至长安道里 的失误。

《新唐书·儒学传》对学术史的隐没

《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等人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删而成,虽然号称完备,但由于过度追求简省,实际上忽略了大量的史实。将《新唐书.儒学传》与《旧唐书.儒学传》比较发现,由于删改失当,造成许多学术史实的隐没无闻。在新修订的《儒学传》中,不仅忽略了《孝经》与《礼记》在唐代的重要地位,"三史"的传承与影响也被掩盖。

《新唐书·李贺传》与《李贺小传》比较——兼谈史传与文学传记之差异

文人单篇传记是正史列传的重要史源,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新唐书·李贺传》与李商隐《李贺小传》两文,不仅在对李贺生平事迹的选择方面有差别,而且在叙事的显晦、情感色彩的强弱、叙事层次的运用、论诗手法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通过两文对照研究,可管窥史传与文人传记之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孔颖达传》辨异

《新唐书》《旧唐书》是研究唐代经师孔颖达生平及其主编的《五经正义》的重要材料。二者在孔颖达的字、"十八学士图赞"、孔颖达明服氏《春秋传》、孔颖达与唐太宗的"故事"、《五经正义》的书名及卷数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的抵牾之处。这些抵牾之处反映了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处境。

《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以《王年代纪》的加工创作为线索

《新唐书·日本传》的天皇谱系来源于日僧奝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纪》。《宋史·日本国传》转录的《王年代纪》可以反映其原貌,《新唐书·日本传》则在《王年代纪》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创作。例如在时代选取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删去了唐朝以后的内容;以奝然的按语作为线索,将僧人来华求法的内容置换为遣唐使入贡的记载。由于种种制约,《新唐书·日本传》在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字错讹、理解偏差等问题,但它反映出北宋士人对日本历史的基本认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新旧《唐书》文学观比较——以文苑(艺)传为切入点

《旧唐书》与《新唐书》是关于唐代文学的重要文献,但由于成书年代、作者不同,所以文学观念是不一样的。《旧唐书》更重骈文,反映的是唐五代以骈偶为宗,辞采为贵的文学观念;《新唐书》更重古文,反映的是北宋古文兴起以后以散体行文的文学观念。为此,可以两《唐书》文苑(艺)传为研究点,对比其文学观念,分析其生成机制及对后世的影响。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融会贯通,提高阅读教学的实效——以《新唐书·王勃传》教学为例

积极落实群文阅读的教学理念,使学生在新旧知识和课堂内外文章的阅读中实现融会贯通,有利于提高阅读教学的实效。教师开展《新唐书·王勃传》阅读教学,其出发点是为必修教材中《滕王阁序》的学习预热,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又以议题的方式适时穿插学生已经学过的文言基础知识,以链接的方式布置相关的阅读美文。这样,既使学生在互文参照和触类旁通中获得更加深刻的阅读体验,又提升了学生文言文阅读的能力。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新唐书·吐蕃传》“南诏兵生擒论莽热”事件勘误——兼论8世纪唐诏关系的变迁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吐蕃军统帅论莽热有被唐军生擒和被南诏兵生擒的不同说法。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对比,并参考维州之战中唐军与南诏军的部署路线,可以得知南诏当时并未进军至维州,《新唐书·吐蕃传》中“韦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这条记载的可信度较低,南诏兵当为西川兵的衍文,论莽热实为韦皋所部的唐军所俘。然而韦皋攻打维州的同时,作为盟友的南诏军也予以配合,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地参与对吐蕃的作战,《新唐书·吐蕃传》修撰者因混淆了两条不同战线的情况而误载该史实。

《新唐书·吐蕃传》中若干藏语译名的回译问题——以《汉史中的吐蕃王统》《汉籍中的藏族王统明鉴》《吐蕃传》中的译名为例

古代汉文史籍中记载了有关藏族先民的大量内容,这些内容对补充完善藏文史料、研究吐蕃史方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从元代至今,《新唐书·吐蕃传》有多部藏译本问世。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对补充、完善藏文史料意义重大,对藏族史学著作的形式、内容以及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藏译本在翻译源自藏语的许多专有名词时,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瑕疵甚至差错。本文运用历史学、文字学的理论和翻译研究方法尤其是回译的方法,对《汉史中的吐蕃王统》《汉籍中的藏族王统明鉴》《吐蕃传》三部藏译本中的若干译名进行分析研究,就如何准确回译这些名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旧《唐书·杨贵妃传》之对比

两《唐书》作为研究唐史的必备书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进新修唐书表》中曾言《新唐书》之编纂体例为“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但在具体的列传中,“文省”与“事增”又有所差异。因此,现以《杨贵妃传》为参照,对其“文省”与“事增”的表现特征进行具体阐释与研究。

是“蒋氏日历”,还是《蒋氏日历》?——读两《唐书·蒋传》拾零

两《唐书·蒋传》中,都突出了蒋氏日历。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对蒋氏日历一词的理解和标点颇有歧异。《旧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部确实存在的专书,故称《蒋氏日历》;《新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个专用名词,故称"蒋氏日历"。本文从修史制度、"日历"的性质,及蒋氏的史学贡献几个方面,论证蒋氏日历一词的具体含义及其指向。

从两唐书《杜甫传》的比较看其文学史观

两唐书《杜甫传》都给予了杜甫相当高的评价。比较而言,《新唐书·杜甫传》对材料取舍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评价也较为客观全面,对杜甫也更加推崇,从中能看出《旧唐书》重文、《新唐书》重质的不同文学史观。

两唐书《西域传》中的科技史料

笔者从《旧唐书》和《新唐书》西域传中摘录出五方面的科技资料 ,以期对研究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提供依据 ,具体为 :关于自然环境的记述 ;关于无机自然科学知识的记述 ;关于医药卫生的史料 ;关于农牧业技术及生物史料 ;关于工程技术的史料。

论两《唐书》中《白居易传》在编撰方面的宏观差异

《旧唐书》将元稹、白居易合传,而《新唐书》将白居易与武平一、李乂、贾曾等同传,这是两《唐书》中《白居易传》在传记编撰处理方面一个既明显而又重要的差异,本文就此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浅要的分析和探讨。

两《唐书》中的李翰传有误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读了李翰的《张巡中丞传》之后写的，是古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几乎所有权威的古代文学选本都要收入它。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该文的“解题”中说：张巡死后，有人诬其降贼，李翰因撰《张巡传》上肃宗。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