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国内研究述评

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于1960 s,1970 s,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于1990 s。它第一次从女性与自然的双重视角出发进行文学批评。在这一批评视阈中,被"边缘化"与"他者化"的女性与自然从"缺席"走入"在场"。这较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单纯的生态批评有着重大突破与进步。最近数年里,国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在单篇论著、硕博论文、人文项目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其研究成就不容忽视,但却也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与着重发展。

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

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论文中,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对三部西方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斯皮瓦克以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对西方白人女性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不仅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空间,并且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理论。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使她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

新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与展望

21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逐步走向兴盛的同时,也开启了沉淀与反思:首先是理论层面的“断裂”,作为“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还需要我们自己的研究者展开进一步探索与努力;其次是方法层面的“回归”,女性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刻意忽视或疏远将造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缺失,这也是以往学术研究所忽略的地方;最后是视域层面的“和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是女性研究者的文学批评,双性视域的交融,对进一步研究、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显得极为必要。

新时期三十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已走过近三十载的历程。其中经历了萌芽、发展、开放三个时段。从性别的视野研究文学,重视女性文学文本,关注、重视女作家,关注、重视女作家独特的性别创作体验、性别创作特质,建构女性文学研究学科,以及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渡到"性别诗学",可谓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探索的重点与取得的业绩。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有其严重的不足。这首先表现在部分学者在对西方理论嫁接上的生吞活剥。其次,中国古代本土思想文化资源的缺失。再次,研究对象的偏嗜与评判标准的绝对化、单一化。放眼未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许多条路可走,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本土化以及将相对封闭、狭窄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拓宽为相对开放、广阔的性别诗学,或者称为"性别批评",将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必须解决的课题。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诗学等发展阶段,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诗学",即以"社会身份新疆界说"为基础,把文化批评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将取代性别诗学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一个新的文学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既是"女性的",又是"生态的",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女性和自然相联系的概念,批判文学中父权制双重统治,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探讨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旨在解放女性、拯救自然、解决地球环境的承载力问题,为人类的持续发展谋求出路。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英美文学教学——评《多维视角下英美女性文学研究》

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女性为体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诉说主体的一种文学形式。相当一部分脍炙人口的英美文学作品,是以女性人物的经历、遭遇、命运为线索,通过女性形象与特定社会制度及畸形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表现女性在被歧视、压迫、不平等待遇环境中的反抗,并由此触发对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探讨。

审美批评: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初形态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初形态属于一种审美批评,它凸现女作家创作区别于男作家创作的写作基础与美学形态,并通过对女性文学的批评,达到对妇女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男性霸权的批判。这种特点构成了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差异。

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影响

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随之部分学者或接受其中性别理念、或应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话语进行文学批评活动,促成了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发展。湘潭大学学者莫立民在《新时期三十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将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划分了三个阶段,＂大约从1980年至1985年,可称为萌芽段＂,＂大约从1986年至1995年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段，或可称为意识形态段”，“1995年至今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期”，这种划分主要是依据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实践方法、话题焦点。

女性文学批评的新收获——评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直至今日,虽然“女性主义”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在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孙桂荣博士一直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她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一书的结语中用了“边缘”和“疲惫”两个词来形容女性文学研究，并援引了学者程麻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译著《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所做的这段序言来佐证这种“边缘”和“疲惫”：

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探讨了控制自然与控制女性之间的联系 ,其理论既是“女性的” ,又是“生态的” ;同时它又超越了两者。与文化领域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相呼应 ,文学领域内也将诞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旨在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 ,探讨文学中双重统治的联系 ,深化对父权制文本的批判。

试论新视角下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是将女权主义运动作为背景,从性别、环境、自然等多重视角对文学进行研究,对现实社会中存有的性别压迫和自然压迫进行反思与批判,从而能够唤醒人们的男女平等意识和生态意识。探讨解决生态危机和解放女性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为了拯救自然、解放女性、解决地球的承载问题,从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路。

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后殖民主义批评堪称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 ,其与女性主义批评联姻而形成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更使文学批评的范式愈加新颖多姿 ,愈加贴近现实。本文首先考察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文化背景 ,其次检视了它的话语特征 ,最后通过讨论其作品批评实践 ,表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将开启一个极富启迪的批评空间。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权主义运动为背景,从自然、环境、性别的多重视角进行文学研究,对现代社会中的自然压迫和性别压迫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从而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放性和交叉性为文学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其文学实践将帮助人们改造自然观和妇女观,最终实现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将自然等同于一个哺育着的母亲,这个等同将妇女与环境及生态变迁史联系了起来。女性的地球位于有机宇宙论的中央,这个宇宙却被"科学革命"和近代早期欧洲兴起的市场取向的文化所破坏。生态运动重新唤起了与前现代的有机世界史相联系的价值和概念的兴趣。当代生态理论是以多元、共生为其关键概念,那么一切旨在消解一元和强势的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都必然地包含其中。正是在当代生态理论蓬勃发展的热潮中,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应运而生。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明显受到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女性文学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与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种极端也值得警惕:有些持女性主义极端理论的人,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这类女性研究者,其潜意识中隐藏着以男性文化视域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践存在着内部矛盾。

论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

当前国内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有不少并不恰切。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的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批评观念先行,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分重视作品内部全部的复杂因素,批评的“文学性”学术品味不足;二是信息大量重复,缺乏沟通与学术尊重,表现出学术态度的轻率浮躁,文学批评的坦诚性不足。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不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调整批评策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者说“性别诗学”研究难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