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地方志:《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以甘肃卷为主

上个世纪初和四十年代,日本人编纂了两套中国的地方志书,名之为《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为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修撰的中国志书。由于运用近代科学调查方法所得,其体例、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材料真实可靠,开中国方志先例,可谓第一部中国新式方志,是近代中国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其中的甘肃卷对研究近代中国西部社会经济有着重要的价值。

论内藤湖南的乡团认识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东洋学”的代表性人物,历来多受学界关注。但学界关注的重点长期集中于“宋代近世说”等理论问题上,而对内藤对华言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乡团”则少有专门研究。内藤以“乡团”为最小单位,通过对清朝衰亡的分析,将统一政权拆解为“乡团”,再经由时政判断将分散的“乡团”在理论上统合为多国共管格局,勾勒出了其对华构想的大致脉络。内藤对“乡团”的析出与重构看似建立在史料、时政等坚实的论证基础上,但其论证过程中以情感混淆行政、以静止掩饰变化、以文化取代政治的种种颠倒无一不昭示着以“乡团”为基础的政治判断的脆弱性。

内在视角与外在标准——内藤湖南的同时代中国叙述

在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中国中心取向"二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就从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中"发现"了基于中国历史内在脉络的"内在理解"方法。重新解读《支那论》和《新支那论》等文本可以发现,内藤从冯桂芬、梁启超等清末改革论者的论述中获取灵感,从"内在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上下悬隔、官民疏离等问题。然而,他依据近代西方和日本民族国家的"外在标准",认为中国不具备推进变革的条件和内在动力,因而无法成为近代国家。内藤一方面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依靠外力,尤其是日本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从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东洋"视角,强调日本"统治"中国是历史之"必然",给日本在华利益的扩张蒙上了一层跨国民族主义的面纱。这种基于"外在标准"的中国研究不能称之为"内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