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新、旧《唐书》张皇后叙事差异及政治讳隐

张皇后于唐肃宗危难之际起势,在安史之乱的历史大背景下,于皇权争斗中落败,由皇后赫赫之尊而被废为庶人,最终幽闭而崩,被史家记为祸国的典型。但抽绎新、旧《唐书》等史料在张皇后叙事上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正因她卷入的是“上皇”玄宗与肃宗的权力角逐、肃宗时诸王争斗,以及代宗继立等复杂的最高权力争夺旋涡,她的形象在史书叙事中被有意建构,其操弄权柄祸国的一面被强化,最终成为政治讳隐的牺牲品。

《新书》语词补释

贾谊《新书》的校释、译注本现已有十余种,各家注释或有可商之处。文章讨论“象理”“事计”“敦断”“逐奸”和“何宜敢捍”的释义或校勘问题。

《新唐书·地理志》京畿地区政区编次中的政治地理观念

《新唐书·地理志》对唐代都城长安所在京畿地区的政区编次涉及丰富的政治地理观念。《新唐书·地理志》对京畿地区政区的编次遵循“东—南—西—北”的方位观,构建出以都城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和拱卫格局,蕴含着以都城为中心以及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

《新唐书·叛臣传》入传标准研究

由欧阳修、宋祁等主修的《新唐书·叛臣传》共收录十三位叛臣,分析《新唐书·叛臣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标准有四:一是起兵叛乱;二是归附逆臣;三是拒诏作乱;四是擅立新帝。通过对比研究,讨论了《新唐书》中叛、逆臣的区别,《新唐书·叛臣传》的入传标准集中反映了北宋中期史学义理化的倾向:一是尊君抑臣的忠孝伦理;二是衡评人物凸显道德因素。

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韦瓘一支世系研究述评及新考订

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韦瓘一支世系,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两书中的记载差异较大,且前人早有措意。在系统搜集、梳理韦瓘一支世系相关考证的基础上,利用出土韦瓘一支相关人物中古墓志9种,传世碑志3种,重新梳理该支世系。可知《元和姓纂》所载韦瓘一支世系较为准确,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世系讹误较多。《新表》原载韦瓘一支7代19人之世系,可增入14人,移正数人,较为全面地恢复了韦瓘一支世系的真实面目。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贾谊《新书》的思想矛盾及其成因探析

《新书》是贾谊在不同时地下所创众多篇章的合集,因贾谊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矛盾,个人认识与复杂社会之间存有错位,个人思想具有以儒为主、综合百家的特性,所倡导的观点与策略具有及时性的特点及所创作的篇章具有跨时间性的特征等因素,导致此书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新书》的思想矛盾主要集中于地制主张、无为与礼治的认识、“数用五”与“数用六”的选择、“同名异畴”、万物来源及变与物理之所出等六个方面。

贾谊《新书》佚文辑考九则

《新书》是贾谊的著作集,现存五十八篇,佚两篇。自西汉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校订“《贾谊》五十八篇”后,《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就逐渐发生了散佚,而今本《新书》的祖本最早只能追溯至南宋时期的建本与潭本,在此之前的版本则暂付阙如。后世学人虽对《新书》进行过辑补,但仍有缺漏。本文就九则早于宋建本、潭本的《新书》佚文进行辑录和辨析,以期利于《新书》后续的整理与研究。

《新唐书·吐蕃传》“南诏兵生擒论莽热”事件勘误——兼论8世纪唐诏关系的变迁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吐蕃军统帅论莽热有被唐军生擒和被南诏兵生擒的不同说法。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对比,并参考维州之战中唐军与南诏军的部署路线,可以得知南诏当时并未进军至维州,《新唐书·吐蕃传》中“韦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这条记载的可信度较低,南诏兵当为西川兵的衍文,论莽热实为韦皋所部的唐军所俘。然而韦皋攻打维州的同时,作为盟友的南诏军也予以配合,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地参与对吐蕃的作战,《新唐书·吐蕃传》修撰者因混淆了两条不同战线的情况而误载该史实。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贾谊《新书》之“连语”“杂事”新解

结合“说体”内容,从篇章结构与取材特点出发,可知“连语”为“连缀主旨相同的语体故事”,“杂事”为“聚集门类相同的语体故事”。两者的篇章结构相同,均由两部分组成,即篇章主旨的论说与表现篇章主旨的“说体”故事;二者的区别在于论述主题的范围不同,前者范围小,后者范围大。标以“连语”的篇目又可分为两类,即“为君之道类”与“礼制典章类”,后者很可能援引自当时常见的儒家礼类“说体”文献,是贾谊为汉家立法及编著《五曹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贾谊有时会对援用的“说体”故事进行修改,使它们的故事结构趋于一致。

陆贽骈文的特征及《新唐书·陆贽传》的改作

唐代作家陆贽的奏议文作为骈文,具有丰富的历史、政治、制度、统治观,对朝鲜与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对陆贽奏议骈文的特性进行考察。骈文作为与散文相并立的一种文体样式,具有悠久的历史,被广泛运用于多个方面。韩国学界大多将骈文视作一种具有装饰性、内容空疏的文章。基于这种强烈认识,学界对于骈文的基础研究还并不充分。因此,本文通过对骈文主要特征的概括,指出陆贽的奏议文虽然从声律上来看属于声律交替式的骈文,但从构成上来看具有连锁并列式的结构,克服了骈文形式上所受到的拘束。本文通过对《新唐书·陆贽传》中对其形式上的特征如何改写这一问题的比较分析,说明陆贽奏议骈文的特征。

新出唐人墓志与范阳卢氏大房世系校补

范阳卢氏是中古时期较为显赫的世家大族之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范阳卢氏家族世系存在较多讹误和遗漏之处,不利于家族史的研究.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基础,充分利用新出唐人墓志资料对中古范阳卢氏家族大房卢渊(阳乌)房世系进行校正增补,校补卢道将支系成员10人,卢道亮支系成员66人,卢道裕支系2人,卢道虔支系成员63人,卢道侃支系2人,卢道和支系5人,卢道约支系5人,卢道舒支系成员4人,共计校补大房卢渊(阳乌)房人物157人.使得范阳卢氏家族世系更趋完整,传承脉络更为清晰,可为探究李唐三百年间宰相家族升降兴衰及其对唐代文化的贡献提供更丰富完整的参考依据.

新出墓志所见隋唐经籍著录辑考

墓志作为“同时资料”,是研究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在文献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贡献尤多。兹以近年新出土隋唐墓志为基础,辑考隋唐人图书著录四十种,以补文人著述沧海之遗。

新旧《唐书·杨贵妃传》之对比

两《唐书》作为研究唐史的必备书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进新修唐书表》中曾言《新唐书》之编纂体例为“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但在具体的列传中,“文省”与“事增”又有所差异。因此,现以《杨贵妃传》为参照,对其“文省”与“事增”的表现特征进行具体阐释与研究。

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

《新唐书·艺文志》补录了2万多卷《旧唐志》未著录的唐代著述，关于它的史料来源，以往的研究者单纯把眼光局限于某个时代的藏书或书目，而未能注意到《新唐志》编撰中的一个新现象，即文传杂著也成为它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新唐志》除依据唐宋书目外，也采摭了史传杂著材料，这和清人补文艺文志的作法不谋而合。我们在评价和使用《新唐志》时，必须充分注意它的这一特点。

《唐书直笔》与《新唐书》的书法探究

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是北宋"义例之学"的代表,以《春秋》褒贬书法为指导,通过"例"来见"义"。他主张兼采《春秋》三传,既借鉴《左传》对《春秋》"例"的阐发,又取法《公羊传》与《谷梁传》注疏《春秋》时所体现出的"微言大义",宗传的理念使其笔法重在强调"例"的规范。欧阳修的《新唐书》笔法具有粗犷的特点,忽视细节,书法不够谨严,以个人好恶取舍史料,致使史料删减严重,这使《新唐书》本纪书法不断遭受后人批评。吕夏卿对《新唐书》的影响主要是他运用了《唐书直笔》中的书法撰写他所负责的《新唐书》部分,因而《新唐书》的体例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