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国家”与“天下”等问题的思考。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新民报》《大晚报》的两篇郭沫若访问记及其他

《作客樱岛已多年郭沫若眷恋祖国》《创造十年续篇作者郭沫若访晤记》是南京《新民报》与上海《大晚报》的东京特派员分别为两报采写的郭沫若访问记,对于了解1936年至1937年间郭沫若在日期间的生活、创作与交游颇多助益。前文记录了郭沫若对于日本“二·二六事件”与对华政策的思考,后文则呈现了郭沫若写作“一部现代文化的信史”的宗旨,以及对国内文学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殷切期盼。《樱岛考察别纪:雅叙园诗酒联欢》则记述了一次中日文人的聚会,留下了郭沫若与陈铭德、太田诗酒唱酬的一帧剪影。它们既丰富了郭沫若在日期间的文献资料,也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或思路,如郭沫若与袁殊的交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日本史学研究的影响。

《新民报》互动出版实践价值及启示

《新民报》办报历史当中的出版实践及其出版思想与价值需引起重视。重新审视这份传奇报纸的创新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办报方针一以贯之确保报纸与受众的接近性,编读互动新闻联动拉近与读者心理距离,内容生产协同优秀作者形塑良性媒介文化,这些互动出版实践进路均能对现代报刊编辑部进行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深度创新拓展探索有所启迪。

梁启超《新民说》论纲

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依据这种“－”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地认为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仍是中国积弱“基因之重大者”。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必须从“新民”下手。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皮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得出“中国之勇由于民愚”的结论不免倒果为因。他离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讲新瓦，势必不可能收到显著效果。

广告中彰显的世变--1902年《新民丛报》图书广告分析

广告是向公众介绍商品、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方式（不含公益广告），目的在于促进销售，打开市场。广告“在新闻价值上，与消息同样重要，某一时代之广告，足以觇某一时代之经济背景，与夫社会之荣枯”。^[1]作为现代报纸四大件之一的广告，最早出现在1853年8月由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刊物《遐迩贯珍》；

“新民”与“庶民”--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之为问题,起于清帝国的危机,更起于王朝政治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危机,它在逻辑上未必完全包含在新文化运动之内。梁启超的"新民说"试图在调和儒家和西学的基础上,对民主问题(或民治问题、民权问题)有所回应。通过对梁启超与《新青年》真实而复杂历史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儒学的"新民"政治传统与《新青年》发皇的"庶民"或者人民政治传统达到一种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发的思想可能性。同时,本文将适度展开新文化运动之前儒家之不同脉络对于"新民"解释的分歧,试图在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中,找到回应梁启超问题的契机,期待重新激活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传统,为人民政治传统再次奠基。

权力、金钱与立场的博弈——从新民会的全联会看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基层统治矛盾

1940-1944年,日伪华北新民会中央总会在日军顾问的操纵下连续召开了五届正式全体联合协议会,其目的在于笼络各路汉奸、缓和基层矛盾以及制造倾听民意的声势。然而,历届全联会议案从筛选、讨论到后续执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暴露了日伪基层骨干与日军及其汉奸代言人之间的矛盾。华北日军通过全联会拉拢基层汉奸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未能如愿。

梁启超译述话语之关键词研究:“新民”、“豪杰”与“少年”

"新民"、"豪杰"与"少年"是梁启超翻译、论述话语中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词。从《新民说》的发表到《十五小豪杰》的翻译,对国民危机意识的激发和冒险进取之豪杰精神的倡导是梁启超国家思想和"新民"观的重要主题。《十五小豪杰》中法国少年不畏艰险敢于吃苦、在危险面前沉着冷静、在危难中团结友爱的美好品质正是梁启超《新民说》所热切倡导的"新"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少年与老年在性情、处世方面的生理性自然差别在翻译实践和理论阐述中被梁启超逐渐转换成社会、国家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这一思想理路揭示了梁启超甚至晚清中国"少年强则国强"等思想、话语形成的重要轨迹。

论梁启超的“新民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902年到1906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20篇论文,以《新民说》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三权分立学说的争论——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争论为中心

当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传入中国后,改良派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宣传,并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能建立中国的自由政治,因而广泛宣传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革命党人也拿三权分立学说来改造中国,并试图将其中国化,加上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考试、监察,变成了五权。当改良派发现三权分立学说为革命派所用时,因其又与革命派所走道路不同,于是与革命派展开了三权分立学说是否适于中国的争论。这场争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却没有在思想上澄清中国人的认识,最后借助于政治力量加以解决。革命党人建立了立中华民国,靠政治力量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移植到中国,实施五权宪法。这场争论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限制权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生师比的变化看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基于《新民促法》的思考

随着民办中小学教师规模逐步扩大,在《新民促法》实施背景下,各地出台了民办教师相关政策,旨在提升民办教师队伍质量,保障民办教师相关权益。本文通过分析2012—2017年6年间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生师比数据,发现民办中小学生师比呈下降趋势,但与公办学校相比,师资队伍总量仍然不足;通过对比分析浙江、福建、宁夏、北京4省市的生师比,发现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存在数量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笔者基于“新民促法”实施背景,以及当前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新路径。

论文学栏目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变迁

自晚清诗歌与小说领域掀起的变革始,近代文学在制度、形式、语言、思想等层面历经了决裂与蜕变,报刊的连载与外来作品的译介为传统的文学体式注入了鲜活动力,白话作诗作文的先气与政论引导的话语思想又引领着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主办的清末著名刊物,文学栏目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清议报》中的诗文辞随录与政治小说是主要的文学元素,《新民丛报》中诗界潮音集与饮冰室诗话构成文苑的诗歌栏目,另辟有小说专栏。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文学栏目在横向的种类与纵向的视角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在变迁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刊物创办宗旨的转移以及文学语境的深化。

“科学”的维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政治考量——围绕《新民丛报》的考察

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新民丛报》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回应。参与各方均欲以"科学"为标准振兴中学。由于夹杂着不同的政治理想,他们表现出对"科学"概念不同程度的迎拒取舍,以及在"智"与"德"之间反复的斟酌与考量。由此表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概念在理解与运用中的差异,反映了现实语境下学术思想向政治层面延伸与渗透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也折射出不同救国理念背后,近代学人无分轩轾的爱国主义情怀。

政治理念支配下的《新民丛报》诗人群的聚合与分化——以梁启超、宗仰上人为中心

《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目,是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阵地。比较“诗界潮音集”与《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目的作者群体,可以看出在短短数年间,梁启超的政治与诗学取向转变以及整个诗人群体的聚合与分化。在《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诗人群中,著名诗僧宗仰上人的前后态度变化,可以说是此一时期知识阶层中文化和政治取向转型与变化的一个典型。舍弃《清议报》而新办《新民丛报》,正是梁启超思想剧烈变动的时期,而宗仰在诗词中表露的态度也日趋激烈。宗仰的渐趋革命与梁启超的思想波动,直接影响了他们之后的诗学取向。考察与分析梁启超以及宗仰的诗学选择、文化态度与政治理念的转变,是理解清末民初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把钥匙。

新闻类周刊、周报之文化报道比较——以《三联生活周刊》、《新民周刊》及《南方周末》为例

社会的发展往往需要文化的推动，而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大众传媒，有品质的文化报道可以提升大众的认知能力和文化素养，有助于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并惠及物质文明建设，因此，严肃的综合类新闻周刊、周报都很重视文化报道。本文将对具有典型综合类周刊、周报特征的《三联生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方周末》的文化报道在文化价值取向、题材类型、报道形式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对当前重视文化报道的综合类新闻周刊、周报在文化报道的内容呈现上有个宏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