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经》灵肉观对《新约》的影响

《次经》灵肉二元论、灵魂高于肉体、灵魂拯救肉体观念对《新约》有直接影响。以往研究强调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灵肉观的影响,而忽视希腊化时期犹太教灵肉观对《新约》的影响。《次经》灵肉观对《新约》的影响表明《次经》具有过渡作用,是致使早期基督教灵肉观形成的两大重要因素之一。《次经》灵肉观对《新约》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探讨基督教灵肉观的二希思想来源,也有助于了解犹太和基督教哲学灵肉观的同源性、整体性和差异性。

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及其起源——从《旧约》到《新约》

超血亲伦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无论神学或人文学科均未对此特征作专题充分研究。有关耶稣颠覆家庭的言行被回避并纳入传统伦理解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将地域性的古代伦理扩展为普世的平等伦理,从而成为现代性普遍公民身份渊源。现代化转型期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以及相关的古今中西比较争论,均重大地涉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本文以《圣经》文本为依据,围绕《旧约》到《新约》的家庭观念转变,尝试梳理并揭示超血亲伦理的起源及其构成要素,最后对其历史意义作一简要阐释。

《新约》中的死亡观及其历史影响

在犹太人与罗马当局的双层压力下,《新约》作者们被迫在死亡问题上作出回应。他们认为,死亡不过是由此世达到来世永生的一个小小转折,一切死者都要复活接受审判,根据其生前的行为决定其获得永福还是永罚;这种复活是肉体复活,因而有别于异教哲学。在《新约》中,"阴间"和"地狱"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指死者暂栖的地方,后者则指恶人被定刑后的去处;"天堂"既可以建立在天上,也可以建立在人间,它是耶稣基督里的上帝主权和统治权的实现。由于确立了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新约》中的今生是充实和积极的,但是相比之下,永恒的来世更值得向往。这种死亡观促成了一种简朴和实在的葬仪,在葬礼上,应答轮唱的赞美诗取代了哀惋的挽歌和悲痛欲绝的哭丧;它推动了迫害时期基督徒的殉道,造就了早期基督教的英雄主义;同时,它还有助于确立起超越死亡的圣徒崇拜,使活人与死人的世界开始有了直接交流的渠道。

《新约》金规则与《论语》忠恕思想之比较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的宗教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这里发表的五篇文章分别表达了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做同中察异的工作,就宗教与历史之关系而言,中国的三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本来各不相同;但不论前者的邦国,还是后者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之神,这点又是相同的;可是在此之上,前者还有天或皇天上帝,后者则无,原因之一是由于前者在地上有最高的天下共主,而后者则无。杨共乐认为,敬重神灵,墨守礼仪,以敬神束缚民众,以礼仪统一思想,是罗马早期宗教具有的明显的目的性;敬仰民族神明,宽容外邦神灵,又使罗马的宗教传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开放性;早期罗马的宗教传统是多神崇拜但有秩序,宽容外神但有原则,主要表现在新的外神从未渗透到罗马旧有宗教的核心,后者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刘林海指出,基督教最初并非罗马的唯一选择,其优势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罗马传统宗教自我更新的失败则把基督教推向了国教的地位。蒋重跃对《新约》的道德金规则与《论语》的忠恕思想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都主张博爱。但《新约》的金规则只有肯定式的表达,因为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爱也要无限地向外推出去;《论语》的忠恕思想则既有肯定式,也有否定式的表达,由于儒家的博爱来自人自身,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之爱既可向外推出去,又要向内加以限制。这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异。王献华在分析雅各布森的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对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的研究和对早期两河流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合二为一的学术进程;在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研究中,神灵史的路径可以认为是下一阶段的学术方向。

新安客话罗马字《新约》及其中外译者

1847年巴色会应郭士腊的吁请,派黎力基(Rev.Rudolph Lechler)和韩山文(Rev.Theodore Hamberg)两牧师来华开展教务,传教地域为新安县客属地区(今深圳、香港新界)。为了适应开展教务的需要,巴色会逐渐形成了词典、教材及圣经译本等大量的客家方言罗马字文献,其中有1860年起开始陆续编成出版的新安客话《新约》系列单篇数种。笔者根据教会档案等相关文献资料详细讨论了新安客话《新约》的基本情况并考证了其外国译者黎力基、毕安等牧师生平及其来华在客属地区传教的情况;中国合作者戴文光、李承恩、江亚云等人的籍贯、生平以及参与新安客话罗马字《新约》的编译情况。以期复原新安客话罗马字《新约》的编译历史背景并解决其历史基础方言问题。

理查德·霍斯利基于唯物史观的《新约》研究

当代美国新约学者理查德·霍斯利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对耶稣和保罗展开研究,大致包含两个板块:其一,通过考察耶稣生活前后数十年间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耶稣运动”,揭示以色列民族的斗争传统是犹太人反抗压迫的根源;其论述涉及对以色列民族“小传统”和“隐性文字”的发掘、对福音书和“Q”资料共同主题的提炼,以及对平民阶层“弥赛亚运动”的高度评价.其二,通过对保罗及其传教运动的考察,梳理保罗的话语系统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并结合对保罗社团组织形式及其根本宗旨的阐述,来呈现保罗及其社团反抗世俗政权的一面.霍斯利基于唯物史观对耶稣和保罗的研究难免存在某些缺陷,但他的研究方法及其探索的领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太宰治《越级申诉》对《新约》中犹大形象的翻案

太宰治的《越级申诉》是以《新约》中《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故事为素材创作的所谓"翻案"作品。该文通过考察太宰治的《越级申诉》与《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对应部分的文体、登场人物和内容梗概三个方面的异同,展示了太宰治对犹大这个形象的全面颠覆,把一个"告密者""叛徒"改写成了一位充满真挚感情而有点偏执的好人。该文还揭示出太宰治笔下的犹大表现的正是他自己的性格形象,分析了他寄托于这个作品中的感情后面的社会背景,并从太宰治个人的经历中找出与"背叛"相关的部分,指出他幼年时期的经历以及对左翼运动的脱离是太宰治创作《越级申诉》的心理原因。

《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从基督教文献和同时代的非基督教文献分析来看,《新约》记载的耶稣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第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物。本文从《新约》书卷的成书时间以及经文的不同层次去分析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所表达的耶稣形象。保罗之前基督教信仰群体所关注的耶稣是一个信徒所依靠的拯救者形象,这些在保罗书信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出于某种原因,保罗很少谈及历史的耶稣,因此,从保罗书信中所得到的关于耶稣的信息只是一鳞半爪。《约翰福音》清楚地要证明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就是上帝本身。尽管符类福音的神学主旨是告诉读者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然而,它们搜集并呈现了不少关于耶稣基督生平事迹的材料,从这些资料中能得出一个初步的耶稣形象。但是目前学术界从符类福音中探讨出来的耶稣形象还不算清晰,这就为将来引入新方法的进一步探讨留下很多空间,其中包括心理学方法。

为何研究《新约》?

正如我们之中多数人所了解的那样,"《新约》研究"这一学科依赖于一些基本的假设:严谨的历史引导我们客观而稳妥地认识过去;谨慎的方法能够开启一个固定文本的真实含义;有一群读者真正在意我们所说的。这些预设中的每一个都已经成问题了。从今以后,我们不能放弃历史研究,但我们必须迅速地重新思考:书写好历史意味着什么?作为基督徒群体的教师,我们需要检视运用文本的方式,重新发现其"形式化运用",以取代一种由"圣经神学"所强调的、几乎是排他性的"标准化运用"。最后,承认了"基督教世界"的终结,我们就必须试图吸纳一个更大的对话伙伴圈,试图克服我们在学术界以及一个迅速变得多样化的世界上被孤立的状况,这也正是一个已经出人意料地变小的世界。

从温州方言《新约》的词汇短语看影响苏慧廉的翻译因素

本文以2007年首次印刷的圣经英文新国际版(NIV)、1872年的北京官话版、1892年的杨格非官话版为参照,并对照《温州方言词典》、《温州话词语考释》和《温州方言志》,从词汇转换、新词引入及增词三方面考察苏慧廉温州话版《新约》词汇短语的译法,进而探讨影响其翻译的因素,涉及目标语的发音阻碍、译文准确度、读者的理解程度和译者的翻译目的。

《新约》伦理动机辨析

基督教伦理动机是要效法基督舍己,而人性最根本的伦理动机诉求却是利己。基于灵魂学说和恩典之约使得效法基督和利己的统一成为可能,《圣经·新约》才建构起舍己达向自我完满,以致最终人与神达到同一的伦理体系,这也使得《新约》中利己的伦理动机和效法基督的伦理动机得到统一。

人类文明史上四种原始文本的话语系统——《论语》、《旧约》、《新约》、《古兰经》之共同题解

邓东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撰文指出，《论语》、《旧约》、《新约》、《古兰经》分别体现着几个古老民族从共同的人类前提出发，在早期文化演进的方向上、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上，所经历的不尽相同的路径。就局部而言，各民族的思想家们面对着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分别提出了能够顺应自己民族文化发展必然趋势的解决方案，从而完成了各自的文化创造。

论《旧约》与《新约》中民族情感差异及产生原因

本文通过对《旧约》和《新约》中所记载的内容以及表达情感的比较分析,阐释了两部基督教经典之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的差异性,并由此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旧约》和《新约》两者存在差异,但都是犹太民族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成果和文化结晶。

《新约》好一点吗?

好吧，从一种道德观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法否认耶稣之于《旧约》——那个残忍的吃人魔鬼，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事实上，如果耶稣曾经存在，那么他（如果他不存在的话，就是他的那些经文的作者）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伦理革新家之一。他的“登山训众”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比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早了2000年。

本期话题：修辞学批评(三)--《新约》修辞批评纵览

《新约〉修辞批评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圣经文学研究的成就和特征。以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成就卓著，基督教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既存在尖锐张力又异中有同，二者均为有关辞令、雄辩、说服的艺术。《新约〉修辞批评始于宗教改革时期，至20世纪中后期取得多项实绩，形成一些既定的运作规程。现代修辞理论对《新约》修辞批评的深化发生了显著影响。

《新约圣经》的复调性和研究进路的多样性:戴歌德的《新约》研究

对于戴歌德来说,《新约圣经》所讲述的实事是复调多元的。相应地,我们对《新约》的研究也应采取多样的进路。在简述戴歌德生平的基础上,本文从文学史、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上的耶稣、宗教理论、研究史、实践神学、解释学等不同的主题角度分别介绍和评述他的《新约》研究作品。

《次经》末世论对《新约》的影响

《次经》末世论集中于两约间启示文学经典之作《以斯拉下》,散见于《以斯帖补篇》、《所罗门智训》、《巴录书》、《彼勒与大龙》。通过希腊化时期犹太启示文学作品比较可以发现,《次经》中的末日意象,如《以斯帖补篇》、《彼勒与大龙》中的"大龙",《巴录书》中的"巴比伦的倾倒",《以斯拉下》中的"苦刑坑"、"火刑狱"、"封印"、"书卷",《巴录书》、《所罗门智训》、《以斯拉下》中"上帝的军装",对《新约》、特别是《启示录》和保罗书信有直接影响;《以斯拉下》中的审判死者观念、两个世代观念、天堂地狱观念对《新约》末日审判观念有直接影响;《以斯拉下》中"我的儿子弥赛亚"、"从海中出来的男子"、神的儿子的死对《新约》弥赛亚形象有直接影响。

《次经》智慧文学对《新约》的影响

《旧约》智慧文学对《新约》的影响明显,相比而言,《次经》智慧文学对《新约》的影响较为隐晦,《新约》没有对《次经》智慧话语的直接引用,但有借用、改写、仿写。《次经》中的智慧文学名篇《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极大地吸收了《旧约》、尤其是《箴言》智慧文学传统,并在希腊化语境下与希腊哲学结合起来,提出"智慧为师""智慧为道""智慧为灵"观念,对《新约》智慧观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次经》智慧观对《新约》的影响既可以看到希腊化时期犹太教智慧观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作为异端教派的基督教智慧观的嬗变。《次经》在犹太教与基督教智慧文学之间的的过渡性及桥梁作用应得到充分肯定。

《新约》伦理美学思想再认识

本文通过对《圣经·新约》中审美表达的分析,指出了《新约》神学人性论下审美思维的特点,并提出了应重申基督教审美思维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新约》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神学训诫没有美学,反而是隐含了丰富而连贯的人生论和伦理美学思想,并阐释了审美体验对生存的意义,指出《新约》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心灵牧歌——新约百科赏析》序言

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生命之源,其信众视之为"神意""圣言",对之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格外的敬重。在人类文化史传统中,圣经又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名著。因此,对圣经的传抄、翻译、解读和研究,两千多年来一直得以延续,而且不断高潮迭起,令人叹为观止。由于专业研习的需要,我自己也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系统阅读和专门探究过圣经,写过《圣经鉴赏》一书。在当时的经典接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