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与“发行”:《新青年》内在运作机制再探

“编辑”和“发行”是杂志赖以运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近代报纸杂志的主要分工模式。《新青年》的编辑和发行机制不仅推动了“启蒙”与“生意”的相互成就,同时也在运作转换中见证了这份刊物的人员流变和成长历程。《新青年》在创刊之初就奠定了编辑和发行的“两分”机制,这个“两分”是双方的相对独立、相克相生,更是主客间角色的吊诡乃至错位。随着陈独秀任职北大,《新青年》的编辑与发行也在“空间分离”而又“遥相呼应”的状态下成长为家喻户晓的“金字招牌”;“新青年社”成立后,《新青年》编辑和发行收归一体,这就为《新青年》向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新青年”的身份书写与角色塑造——基于《新青年》的文本考察

《新青年》通过编读往来的方式,建立“先生期待”与“学生崇拜”之间的身份关联,借助“非孝”“破家”“立人”等青年发展议题的策划与传播,引导青年开展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主体身份等不同层面的思想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青年的集体身份认同,塑造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青年形象。《新青年》杂志办刊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书写-阅读-交流”机制在塑造青年身份群像,引导青年从文本走进现实、从理论走向实践,自觉担当时代青年角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透过《新青年》杂志的历史与文本窗口,其设置青年话语议题、调适青年发展张力、搭建青年交流平台、培养青年革命精神的经验和做法,是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的重要借鉴。

《新青年》中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作为近代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落地生根必然要面临如何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接”的问题。《新青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释、传播,为批判中国传统旧道德确立了基本坐标,也为建构新道德提供了理论参照和实践引导。对《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研究,是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也为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青年》对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影响及当代借鉴

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接受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较过程中,他由思想“大杂烩”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其发表《体育之研究》、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以及开办文化书社等,均与《新青年》的启发影响密切相关。厘清《新青年》对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正确认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觉醒与马克思主义转向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代青年群体的思想引领和教育培养具有指引作用。

《新青年》的编辑理念与实践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梳理法,对《新青年》从初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到后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发展历程和编辑理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首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等,通过“笔杆子+出版”的办刊方式,在救亡图存、探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把爱国救民强国的信仰内化于《新青年》的出版实践;其次,《新青年》通过栏目设置、同人撰稿、专题策划、白话文改革、纪念号编撰等编写工作,传播了新文化,宣传了新思想,培养了大批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知识青年;最后,《新青年》后期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构筑舆论阵地,唤醒中国人民,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这是期刊出版的意义所在。新媒体时代,为了更好地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系列挑战,学术期刊要汲取《新青年》的优秀经验,不仅要主动拥抱技术、掌握技术、运用技术,更要坚守使命。具体而言,要发挥主编领头羊作用、主创作用,牢牢坚持党性原则;要坚持文化主体性,精细栏目发展,精准把握出版内容;要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创设人才成长舞台,培育全媒型人才,通过技术赋能促进期刊内容有效传播。

许宝驹投稿《新青年》的两篇早期白话小说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有北大国文学门(系)学生许宝驹转给《新青年》编委钱玄同投稿信和名为《黄大爹》《北京城里一个家庭》的两篇白话小说手稿。本文对许宝驹小说创作背景、创作时间及小说文本内容意义予以分析与考证。新文学发轫期小说理论倡导多,实际创作少。许宝驹的两篇小说诞生于1919年,当属开风气之作。小说稿虽未被《新青年》杂志刊登,但能够留存至今,是很珍贵的早期问题白话小说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许宝驹对时下热点和民生问题投射的关注,以及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可贵的艺术表现力。

陈独秀对日语词汇的接受——以《新青年》(1915-1926)为研究文本

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为研究文本,全面抽取陈独秀所用的二字、三字、四字词,运用文献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调查各类词的词源及分析三、四字词的结构,从而弄清陈独秀的用词特点,明确其在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细化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的轨迹。研究发现:陈独秀使用的新二字日语借词已经减少,而新三字、四字日语借词较前期有大幅增加,且出现大量同语素自造三字、四字汉语词,以此可见陈独秀对日语借词积极接受的态度,以及他的积极造词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论《新青年》《妇女杂志》对贞操问题的探讨

《新青年》《妇女杂志》两本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破除“贞洁烈妇”的旧道德、旧思想,倡导建立“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新型贞操观。两者对贞操问题的讨论,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各有其侧重点。前者倾向于强调男女平等,后者更注重恋爱自由。《新青年》《妇女杂志》的一些论文虽对贞操观念的解放具有启蒙意义,批判力度较前人更甚,但其讨论的“新型贞操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想象”。这种“想象”所倡导的女性解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未完全实现。

应当重视《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过去通常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本文认为,《新青年》的创刊,不仅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开始。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新的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应该鼓励讨论的。

《新青年》:从文化先锋到革命罗针

《新青年》是我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它最终得以由著名文化月刊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并形成综合性红色出版机构,绝非偶然。

五四前后义和团运动的价值变迁——以《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化为例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一个具有多歧性与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五四前后,义和团叙事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评价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作为义和团事件舆论引导的主要人物,《新青年》同人的文化心理是值得探究的。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致痛斥到后五四时期的意见分野,《新青年》同人面临着自我东方化的挑战、舆论话语权的争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以及多种文化取向抉择等一系列问题。他们不同时期的价值判断与历史抉择不仅仅反映出个人思想变迁、五四精英文化心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五四前后的历史光景与社会变迁。

《新青年》的科学启蒙与传播策略

一代名刊《新青年》引发了近代的一场思想革命,其所举起的“科学”大旗,影响了一代青年。相较于同时期科学传播的另一名刊《科学》,《新青年》的科学传播,更偏向将科学作为驱逐愚昧、批判旧思想和旧文化的武器,以此达到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的目的 ,其科学传播更有思想启蒙的意味。从最初的发行量寥寥到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主阵地,离不开明确的目标和受众定位、定量的炒作、纸上的战争、二线的应和以及同人的力量等传播策略。这些传播实践对当今的科学传播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青年》杂志的双语混排版面设计研究

文章以《新青年》杂志九卷54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的双语混排模式的考察,结合设计实践的研究,认为:《新青年》的双语混排经历了“横排右翻”的早期模式和“横竖对照”的转换模式,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传统的“推蓬式”阅读模式。并且,《新青年》的双语混排探索路径,还体现出一种时代背景对刊物版面的塑造机制。

学业辅导与思想改造:《新青年》通信栏中的编读互动研究

考察《新青年》杂志如何造就了洋溢着现代性的新青年,既有研究一般借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启蒙先贤的思想文章进行剖析,而《新青年》通信栏的编读互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绝佳观测点。《新青年》通信栏的大量通信看似有着形形色色的议题,而其实每一个议题基本上都围绕辅导青年学业、改造青年思想而展开。通过阅读《新青年》,青年读者获得了一种新青年的标签。借助《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他们积极地与青年群体交往,搭建思想的连接点,青年群体内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形成了相互连接的阅读共同体。这样他们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力量,并最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留信弃诗:《新青年》对潘公展来稿的处理论略

1919年1月,上海读者潘公展向北京《新青年》编辑部投寄信件和三首白话诗稿,其中《劝姐妹》诗稿上留有当年《新青年》同人陈独秀的评语。潘公展来信投稿时正值新诗革命在白话新文学运动中艰难的建设时期,其诗语言与体式大胆革新,创作内容表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其诗稿对后人研究新诗革命创建期的诗歌特色具有史料价值。

《新青年》杂志与文艺复兴

在当下的历史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经常被混为一谈。作为《新青年》同人团队的灵魂人物．胡适一直反对这种概念混用。在”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间，胡适更愿意采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新青年》在西部的传播以间接方式为主。其传播特点也与先觉的东部有明显的差异,即整体的滞后与内在的不平衡,互动反馈不足而单向接受影响深远。《新青年》对西部社会、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西部现代文学的生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构成了《新青年》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