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族群边界意识探析

论文参考巴斯的族界理论、拉蒙特的边界分类和维莫的实证研究,通过田野考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从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两个层面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海外华人存在怎样的族群边界意识;二是何为其象征边界符号;三是其可能的族界意识体现怎样的族群认同。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受访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意识都较为明显,但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别和个体差异,其社会边界意识体现在社交网络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上,其象征边界意识反映在其对族群的原型化认知上;血统、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标签和族群原型化认知是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符号,而不是族群身份和传统价值观;受访者的族界意识体现出其对族群身份的类别区分,与族群认同感和亲近感关联不强。

少数民族音乐族性的再认识——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一书基于历史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运用“族群边界理论”和“工具论”,对满族“吵子会”音乐族性问题作出解释,最后提出在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时,有必要进行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反本质主义思考。全书理论视角新颖、多学科融合,论述层次鲜明,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超化吹歌中的三重音乐文化认同研究

目的:超化吹歌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堪称中国民族器乐活化石。其内容形式自成一格,曲目丰富多样,且留存完整,是我国吹歌文化的代表,其音乐更是体现出多重音乐文化认同。文章通过探究超化吹歌音乐中蕴含的国家、族群以及区域认同理论,剖析其背后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内涵,以增强当地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方法:文章首先使用文献法,收集归纳超化吹歌以及音乐认同相关资料。其次使用田野调查法,前往新密市超化村超化吹歌古乐传习所对相关艺人进行采访调查。最后使用分析法,对所得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超化吹歌中的确存在三重文化认同,文章通过具体谱例对其进行详细论述。结论:作为古老的乐种,超化吹歌将宫廷音乐、寺庙音乐、民间音乐完美融合,具有别样的韵味。对超化吹歌中族群认同的研究有利于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提升村落凝聚力,和合人伦,润泽乡土;对区域认同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文化内涵,促进超化村与其他村落的音乐文化交流,实现从乡村振兴到区域振兴;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则有利于植入国家力量,使上下一致,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城市音乐视角下德保壮族山歌的音乐变迁与族群认同

德保壮族山歌是主要流传于广西德靖土语区的一种多声部民歌,是当地族群集体历史记忆与音乐文化认同的代表性符号象征。近年来,随着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和乡村涌向城市的大量人口流动,壮族山歌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随着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运用的大众化,德保壮族山歌开始跨越时空场域进行网络传播和网络对歌,不断打破现实空间场域的山歌表演呈现,形成与传统实体歌圩并行的网络虚拟空间对歌平台。在城市多重声景交织和多元文化杂糅的复合性场域空间中,德保壮族山歌不断调适着自身的表演呈现,以特定的音乐形态和歌唱内容在不同的表演空间中不断重构着壮族族群集体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心性,唤醒自我对于壮族族群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起于音乐 关注认同 辨析族性——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①兼谈人类学理论与民族音乐学问题

年初播种一粒粟,岁末穰穰满家仓。2017年12月赵书峰教授撰写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一书出版。熟知赵书峰教授是位非常注重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学者,对历史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有深入的学术见解。现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一书就是赵书峰教授集上述学理和思想的又一部学术力作。

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

清朝中期以后,在"苗疆"地域的部分"苗种"的族群社会中,其群体意识中出现了强烈否认自身为"苗"的所谓的"非苗化"现象①**。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具体分析了导致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原因。并对前近代时期,由"王化"与"教化"所象征的中华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下的政治及文化边界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清朝中后期各"苗种"社会在汉化过程中,其内部形成的差异导致的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结构重现"的现象,它与近代以后的"民族"形成与认同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关联。

中国朝鲜族“族群”边界的构建与多重认同

朝鲜族迁入我国东北以来历经"朝鲜人"到"朝鲜族"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转变过程,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朝鲜族的这些变化,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华民族文化,逐步构建朝鲜族"族群"边界的必然结果。历代中国政权以海纳百川的统治理念,将朝鲜族作为"中国民"来管理,为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朝鲜族作为我国较为典型的跨界民族之一,在他们身上必然体现出多重认同的特点。

论音乐在建构族群、身份认同和地域中的意义——评《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

马丁·斯托克斯主编的《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一书,对于文化研究,诸如社会性别、族群文化、政治权力、民俗学及其与音乐的紧密关系,以及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著作问世20余年来,一直是该领域最重要的必读文献。本书评作者为该著的译者,通过引言、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主题词释义与论题综述分析、结语4个部分,对译著进行了系统完整的介绍、分析和评价。

瑶族族群边界与身份认同——基于广西金秀大瑶山五大瑶族支系的身份认同研究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族群边界和身份认同表征。瑶族作为我国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族性特征和复杂的身份表征样态。广西金秀大瑶山的茶山瑶、花篮瑶、坳瑶、盘瑶、山子瑶等五大瑶族支系通过他者认同、族群认同、"瑶族共同体"认同等形式彰显族群身份的认同。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建构特点及其族群认同功能探究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与其它电影音乐相比具有其独特的音乐建构特点,主要体现为原生性音乐要素的多态运用及次生改编、再生创作。这些音乐不仅具有常规的服务电影剧情发展、人物性格塑造、情节氛围烘托的功能,还起到重要的族群认同作用。其中即包括强化本族群成员的文化记忆、建构族群民族心理、自我认识,实现个体对族群的归属和认同作用。此外,还包括被主流意识认同的需求,通过"折中"的方式,实现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

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与族群认同

从宏观意义上来说,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与族群认同是跨界民族音乐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基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音乐与社会、文化、族群、民族等多个要素的紧密结合,在根本上丰富了我国音乐文化资源的根基。本文将重点对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与族群认同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嵌套的边界:节庆深度参与者群体认同构建--以迷笛音乐节的迷笛黔军为例

当代青年群体的认同问题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摇滚乐与青年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文章以迷笛音乐节为案例,基于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探讨以青年群体为主的摇滚音乐节的深度参与者群体认同过程。研究发现,节庆深度参与者的群体意识呈现层层递进的深度卷入特征,他们通过多重嵌套式边界界定群体,经由社会比较与积极区分来强化群体边界,为个体认同的维持和升华提供支撑,并产生积极的群体参与和推广行为。这种群体认同产生于由摇滚乐创造的第三空间,却未完全跳脱出地缘关系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种试图超越现实生活却又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新的群体认同,为现代节庆的管理以及如何通过节庆积极引导青年群体形成健康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反思路径。

马来西亚的族群边界与少数族群的认同--以印度人穆斯林为例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马来西亚族群边界的成因及其划分标准。这种对以种族和宗教为依据的族群划分标准，让具有双重身份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穆斯林饱受身份重叠之苦。马来西亚印度人穆斯林的认同遭到了信仰同样的伊斯兰教的马来族群和以印度教教徒居多的印度人族群的拒绝。为获取政治、经济等社会资源，印度人穆斯林不得不在马来族群和印度人族群之间寻找皈依。印度人穆斯林社会的案例表明，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融合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离散群体的族群边界与国家认同——以中尼边境吉隆镇达曼人为例

离散群体长期生活在异文化中,其族群特征和主体性表达与居住国的生存境遇、族群关系、公民身份等论题紧密相关。本文基于对中尼边境吉隆镇达曼人的调查,试图呈现离散群体达曼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以及主动适应移居国社会过程中与藏族之间族群边界体现的具体面向。研究表明,打铁技艺的传承是离散群体达曼人在移居国生存智慧的选择,但铁匠身份也构成了影响达曼人与藏族族群关系和族群边界的最核心要素。

中国的音乐、族群与文化认同--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述评

"认同"是一个源自个体心理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民族音乐学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的关系。中国民族音乐学在以往的研究中,专注于某一地域(区域)对某一乐种的个案研究,缺乏以专题为核心的讨论。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由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牵头,组织杨曦帆、魏琳琳、张林、董宸、苗金海、赵书峰共七位成员成立了"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并在2016年7月10-13日内蒙古艺术学院召开的"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发言。七位成员从音乐研究的多维视角尝试对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进行专题研究,期待对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对话与思路。

导论: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

《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一文为著作《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的第一章“导论”。作者斯托克斯也是该著的主编,该导论对于上述论题的概念重点、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都做了极其富有理论性的探讨。此文及该著堪称为族群性、身份认同及其与音乐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地方性知识中的表现和表达研究的经典之作。

文化认同与族群边界——明中叶之后畲、客族群分野的历史探析

历史上的客家与畲族族群关系密切,形成了所谓的共生关系。但在明中叶以后,客家与畲族两个族群逐渐分野,文化在这种族群分野历史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取向促使"畲""客"最终形成两个边界分明的族群。

“巴[身小]”音乐文化的建构与认同

在贵州世居着一支自称“蒙正”的族群,汉译为“遗留下来的民族”,他们深信自己是活人坟中幸存者夜郎的后裔。“蒙正”由居住地分为同族的3个支系:镇林江龙、紫云巴[身小]和西秀岩腊。千百年来,聚居于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牛角井村的巴[身小]人在历史嬗变的过程中构建出了一套完整且独具族群身份识别的民族文化体系:族源信仰讲述着巴[身小]人的祖先过往,民俗史诗传承着巴[身小]人的历史文化,巴[身小]歌舞乐承载着族群文化的繁衍创造。该文以巴[身小]支系为切入点,就巴[身小]人的原生环境、历史源流、族源信仰、民俗活动、民间歌舞乐等展开描述与解释,例证这些极富族性符号和民族性格的文化事象,最终成为巴[身小]文化建构与族群认同的有力支撑,亦是推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竭动力。

[亻革]家音乐文化的建构与认同

群居于黔东南黄平、凯里一带自称“哥摩”的[亻革]家人,是中国56个民族之外的待识别民族之一。[亻革]家人在长期的集群生活中形成了共有的精神记忆和稳定的族群文化。其中,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符号构建起了[亻革]家人的精神堡垒,强化了族群认同;同时,音乐也在群体性认知与空间进阶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笔者以[亻革]家民族民间音乐为切入点,通过参与式观察、深描式田野探析[亻革]家音乐与文化间的交互性关系,窥探待识别族群[亻革]家人延绵至今的精神宗旨与文化旨意。

聆听回声,感知历史:音乐离散者的挑战

本文为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四章。本文的主题离散的范式强烈地唤起了身份认同,这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学术局限,并能够与后现代理论结构巧妙兼容。对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来说,离散一直着散发无尽魅力,有助于理解迁徙和离散问题,也为探索人们如何保持多点在场观念提供了出发点。作者通过关注离散理论的两个代表群体——犹太及美籍非裔移民群体——之间的音乐交流,探讨离散话语所涉及的历史、音乐和离散族群的挑战等一些意义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