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经济学、博弈论视野下的法学研究——读《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

通过简述了《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一书的主要内容,评析了该书中提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观点及论证方式,由此得以揭示人类学、经济学、博弈论等跨学科结合才是法学研究方法的未来。

中国古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美国ADR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民族和谐与民族习惯法研究:以藏区民间调解解决纠纷为例

人类学家认为社会最早解决纠纷以私力救济为主,藏区民众对于纠纷的解决有自己的习惯沿革和智慧,通常由家族的权威人士等调解,往往都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的沟通、合作,形成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共同维护藏区民间法律秩序。

民间规范在邻人纠纷解决中的运用研究——基于对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的思考

民间规范是存在于邻人之间自发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操作性,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并且这种约束力广泛的存在于熟人社会、邻人之间的交往中。这种民间调解是建立在家族权威或者地方权威的基础上,其调解的效力在家族或地方中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又或者是在邻人间约定俗成的,无异议的方式去避免纠纷的发生。本文通过对民间规范的探讨,更具体深入的分析了这一规则在纠纷中的运用,体现了其在邻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及存在的不足。

乡土正义的法治困境:田野纠纷的启示

乡土正义具有地方性,是建立于人情、面子、势力等本土生活情境之中的微观正义。田野纠纷展示出,乡土正义的嬗变表征出乡土利益的权利化、乡土正义基准的混融化和乡村秩序需求的司法化。乡土正义意涵的流变,反映了乡村秩序结构的法治化,农民的法律意识并未从整体上构成现代法治体系的对反,农民正以高度工具主义的态度追逐法律。乡土正义的供给系统看似具有层级性,但在农民选择解决纠纷的法律资源的过程中,正义供给系统的结构部件却是扁平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原有的乡土正义系统日趋瓦解,凸显出乡土良序社会建构的法治困境。

“邻人诉讼”事件与日本人法意识研究流变

中国的许多学者在探讨法律意识问题时经常引用日本法学理论界关于法律意识研究成果来辅证其观点。其原因是,日本的法学理论界从60年代开始围绕其国民"落后的"法律意识展开过激烈争论,其中许多观点对我国的法学思维以及具体的司法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引用这些日本学者观点的时候,对其理论的背景和学术发展的演变关心甚少,甚至对日本法学理论界对某些观点的批判或反思置之不理。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1983年轰动日本社会的"邻人诉讼"事件为切入点,介绍"邻人诉讼"事件后日本法学理论界对日本人"落后的"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的反思,和对川岛武宜以及大木雅夫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批判,梳理并分析日本法学理论界就日本人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的流变,使我们对日本的法律意识问题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

民族地区民间法律秩序构建——以藏区为例

藏民族地区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制定法、宗教教义、家族式乡规民约三重力量构建的藏民族法律秩序,形成藏民族地区特有的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高高在上的国家制定法和最低层乡规民约共同维系着藏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系统的存在是国家强制法与民间自发习惯法竞争的结果,是丛林法则中优胜劣汰的结果。当今社会,如何协调藏区民间法律秩序,完善民族地方立法、执法、司法环境,是民族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民族地区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民事诉讼目的研究的展开

民事诉讼目的研究能够为立法和解释提供一定的指引方向,一直以来都是民事诉讼法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体系。本文采取了历史和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德国和日本民事诉讼目的研究的发展脉络,结合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得出了一些启示。

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律秩序研究——以藏民族地区为例

少数民族族群对于法律的需求量远远少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人群,大多数族群依靠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藏区社会变迁中形成的国家制定法、宗教教义、家族制定的乡规民约构成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是国家强制法与民间自发社会秩序竞争的结果,是丛林法则中优胜劣汰的结果,是藏民在解决纠纷过程通过经验形成的最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系统。

不问原因的代价——对《复杂地权的代价》一文的评论

张泰苏一篇关于地权制度与近代中英农业发展差异的文章①(认为“典”的存在是近代中国未能如英国般发展出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看起来对罗伯特·C.埃里克森代表作《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中的著名假说——“关系紧密之群体内的成员们开发并保持了一些规范,其内容在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②——构成了挑战。

乡村司法的实践困境及其产生机制——基于冀中W法庭的实地调查

当前乡村司法面临案件激增、判决不合意以及纠纷再生产等多重困境,针对此,法律秩序的构建的形式性被广泛地批判和质疑。通过对一个基层法庭的实地调查,本文认为对基层司法实践的困境应超越对形式化法律局限性的讨论,关注法官和纠纷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问题向案件管理转换的抽象化过程。研究发现,当前在纠纷从问题向案件转化的抽象化过程中,法官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法律程序运作过程所呈现出的私人化个体关怀和情感价值成为连接现实以及形式性之间的缓冲机制;然而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束缚,私人取向的连接机制在行政运动任务过程中被更高效的惯例式方式取代,政治治理目标的驱动削弱了形式化运作的情感增益。两者的共同作用是当前农村司法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

从“坐堂断案”到“移动法庭”

具备灵活便利和乡土化特点的审判方式不仅能高效率、低成本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秩序,还使国家司法权的行使深入到农村末梢,从而将法治与法律意识推广至每一个角落。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

近年来,医患纠纷冲突不断发生,患者极端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给医院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耽误了其他患者得到治愈的时机,侵害了其他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的权利。当前医患纠纷的主要特点是:(一)患者方面以索要高额赔偿为根本目的:(二)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拒绝法律的救助;(三)以围攻医疗机构、设灵堂、摆尸体和花圈等多种暴力手段要挟医疗机构;(四)社会闲杂人员介入,从中挑拨,激化矛盾,

民法要扩张 刑法要谦抑

在现代社会，对于相关的法律纠纷，如果能够通过民法解决，而且能够有效解决纠纷，则应当尽可能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解决，而不一定都要动用刑罚，只有在民法的方法无法很好解决相关纠纷，而且相关行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时，才有必要动用刑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

Justice and Judgement among the Tiv

法律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经历了一个转向,即从狭隘的对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秩序的关注,法律仅仅是社会秩序的一种。这显然受到埃利希的"活法"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法律作为文化反映的观点的影响。这种转向使得法律人类学成为"对社会秩序安排的跨文化研究"(Greenhouse语)。在这种转向中。

积极加强和改进司法方法

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司法方法,保证法律体系建构的规则在司法上得到有效适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司法方法,保证法律体系建构的规则在司法上得到有效适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

为了积极应对法院"诉讼爆炸"的现状,司法审判领域不断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公证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作为社会纠纷治理的有效预防机制和重要防线,承担着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等重要职能,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诉讼意识

我们中国人在发生争端时,不喜欢立即到法庭去分辨是非。照理说,法庭是解决纠纷的机关,发生纠纷后到法庭上去解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我们中国人所持有的共同诉讼意识来说,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双方应首先协商和解,和解不了时便通过有关的机关进行调解。如果不进行上述努力,马上诉诸法院,就会被人指责。

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

邦道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业处理经济案件的律师服务机构，以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为己任，在公司的设立、合同的修订、经济纠纷的解决、股东权益的维护、经济犯罪的辩护、资产处置及房产建筑方面，独树一帜，为因内外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化、高层管理者提供法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