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日书》所见先秦礼俗的特点

出土《日书》作为一种实物史料,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之处,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先秦社会礼俗的契机。出土《日书》能够看出先秦礼俗具有实用性、地域性、传承性及约束性,这些特点是礼俗自身发展的结果。从生子、服饰、建筑、农业及祭祀礼俗等方面可以看出《日书》中礼俗的实用性,从内容的设置方面也能看出先秦《日书》中礼俗的实用性。目前发现的先秦《日书》主要包括秦、楚二国,从这两种《日书》可以看出秦楚两国礼俗的差异。《日书》所见先秦礼俗具有传承性主要体现在生命礼俗、生活礼俗及生产礼俗方面。《日书》中关于礼俗的约定性可以从相关礼俗的禁忌日期与禁忌后果两方面看出。

秦漢簡《日書》“■”“言亂”新釋

文章通過對比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盗者》篇和孔家坡漢簡《日書·盗日》篇的描寫規律和語法,參照秦漢用字習慣和方言資料,將《盗者》“盗者■而黄色”之“■”和《盗日》“盗者言亂,黄色”之“言亂”分别讀爲“圝”和“圜圝”,指盗者的體態豐腴或者面部圓圝。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介绍——出土先秦《日书》所见礼俗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2BZS012)

2022年9月30日,我校申报的“出土先秦《日书》所见礼俗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获批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日书》是“日者”(巫师)使用,以时日占卜吉凶祸福之书。《日书》能够反映社会大众的一般生活及精神信仰,是了解秦汉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史料,但因其“巫书”性质加之部分简文晦涩难懂又有残缺,为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一度受到了学者们的冷落,后来情况有所改变,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该课题从出土秦简《日书》、楚简《日书》的考证、释读入手,对出土《日书》所见的礼俗文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日书》所展现出的先秦社会礼俗的发展面貌。

睡虎地秦简《日书》与牵牛织女神话

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牵牛织女神话是可信的文献资料,其出土为研究牵牛织女神话传说提供了重要线索。牵牛织女神话的最初形成时间当在先秦时期,其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晚期。该神话的喜剧与悲剧的重叠与重构既说明我国古代神话故事叙事的特性,也反映出我们民族在神话创作过程中对于神话意蕴进行适当转换的智慧。同时,通过"七夕"转换于秦历"夕七"的推断,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秦文化发祥地。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占雨”类文献编联初探

本文试图对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中"占雨"类文献的编联提出不同意见,具体涉及两组文本,分别是第144至153号简和第154至161号简。

从《日书》看汉代人的葬日

《日书》是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其中的《葬日》是关于当时男、女遭丧后,丧主选择埋葬日期,达到避祸求吉目的的记述。通过考察两汉时期所见人员的葬日,发现汉代上至皇帝、皇后,下至诸侯王及其他一般人员,他们的丧葬时日一般都不符合先秦礼文献的记载,却符合《日书》的有关记述。这说明两汉社会在选择丧葬时日问题上,已深受巫觋之风的影响。

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的秦时民间信仰活动探微

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记载的秦时民间信仰活动进行系统考察,发现秦时的祠祀活动频繁,地域分布广泛,祠祀对象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人鬼和地祗两个系统,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关。《日书》的记载还表明,巫在当时社会中的活动仍十分活跃。秦政府对消极的民间信仰有着一定限度的干预。

简帛《日书》岁篇合证

江陵九店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居廷汉简中都有通过“岁”的运行占断移徙吉凶的日书条文,通过对这几种《日书》“岁篇”的比较对证,发现“岁”即《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太岁”或“大时”,日书中移徙吉凶也与《淮南子》所记大体相符。《日书》“岁篇”为楚国历法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孔家坡汉简《日书》札记四则

本文主要讨论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几个疑难字词,在整理者考释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疏释。

从秦简《日书》看战国时期的相宅术

求吉避凶,人之所愿,故择吉术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盛行,广泛的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甚至有时影响当时的政治生活.因此关于古代择吉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作为择吉术中内容非常重要的风水术(即后世所说的堪舆术或阴阳术)的研究,往往认为是其理论起源于两汉时期,形成于魏晋时期,而成熟于隋唐时期,大盛于两宋时期[1];也有学者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2].……

从睡虎地秦简《日书》探析秦人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秦简《日书》反映了秦人以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为核心,其价值观体系主要包括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日书》神煞“上皇”“筑囚”补释

神煞是《日书》文献的必备要素,神煞或与择日有关,或与福祟有关;神煞词语的正确解读,对于《日书》简文文意的理解,《日书》性质的判断,乃至风俗信仰的研究都有积极作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上皇"当为楚地信仰的东皇太一神,周家台秦简《日书》中的"筑囚"当为司厕之神。

睡虎地秦简《日书》“梦”篇考释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占梦文献,对于研究我国早期术数文化具有一定意义。其中的"瞢"、""、"绎"、"择"、"祷"、"皋"、"幅"、"驷"、"畐"等字的释读以及残文部分,需要进一步地训释和补充;其中记载的食梦之神,正如学者所指出,与《白泽精怪图》中的伯奇有一定的联系。《日书》"梦"篇中的"推导理论"已经具备后世术数原理的雏形。

放马滩秦简《日书》“行不得择日”篇考释

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M1)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包括《日书》(甲、乙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两种《日书》中均载有一段涉及出行禁忌的文字内容(我们将其拟名为"禹须臾.行不得择日"篇)。对于这段文字的含义,学界虽有讨论,但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汇诸家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对简文进行逐一释读,并结合道教经典对其含义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放马滩秦简《日书》"直五横"与睡虎地秦简《日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病方及其它》中"五(午)画地"说系出一源,也是后世道教"四纵五横"方术的滥觞和源头。

从秦简《日书》分析秦人重出游的原因

秦简《日书》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出行宜忌的文字,显示出对出游的高度重视,而究其原因乃在于虽然当时社会已经取得相大的进步,但时人的出行活动仍然受着道路状况恶劣、食宿条件差、盗贼猖獗、交通工具差以及医疗条件落后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而显得极其艰难。这种情况被反映在《日书》中,就是对出行时日进行严谨、细致地推择,以期趋利避害,逢凶化吉。

《日书》中的男日、女日与秦汉择日术

男日与女日在出土的秦汉简牍《日书》中较为常见,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男子日、女子日以及牝日、牡日等。根据《日书》的说法,男日与女日搭配使用为吉,纯为男日或者纯为女日为凶,这正与文献中常见的刚日与柔日的用法相同,可以认为是阴阳理论在实际择日中的体现。秦汉文献中保留了与嫁娶相关的皇后立后之日的干支,也保留了历任皇帝死亡与下葬之日的干支,考察这些干支有助于理解《日书》中的男日与女日在秦汉择日中的使用情况。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宗法习俗与《日书》之规中的秦代民居空间形态构成

文章以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缘与自然环境为历史背景,从秦代宗法观念与秦简《日书》(2)中风俗条陈框架下的民居建筑入手,详细列举了在艺术与创造演绎下的社会生活中,秦代民居建筑呈现出的方位之“利”与地势所“兴”,及由此演绎而出的空间形态构成。用“大历史观”的视角真实还原了关中秦人民居的历史脉络,在获取大量物质遗存的同时着力再现设计行为产生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子。

从睡虎地秦简《日书》看秦人的生命意识观

生命意识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的生命观。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日书》是反映秦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手册,其内容表面上看是与日常生活行为相关的一些禁忌,但实质贯穿了秦人最基本的生命意识观。《日书》反映出秦人求生避死的生命意识观。秦人不仅相信人和其他生物有灵魂,而且认为世间的无生命物质都是神灵左右,具有万物有灵的泛生命意识观。此外,期求子嗣绵延,追求生命的生生不息也是秦人生命意识观的反映。

睡虎地秦简《日书》词语补释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生子》篇"衣污"之"衣"作"卒"字解,"卒污"为终生低贱之意;"必赏毄囚"当读为"必当系囚",意思是一定会被被羁囚;"鬼"通"■",表示愚蠢、见识短的意思,也不排除为"兇"字误书的可能;《生》篇、《生子》篇中的"不正",为品行不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