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

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堪称“原典”。《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历史环境,分屠杀、性暴力、抢劫和破坏四部分阐述南京大屠杀的整体面貌,奠定了中国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叙事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构成了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早期谱系,体现了原典在时代沧桑中的流变和传承。《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也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南京大屠杀历史创伤的影像化叙事分析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无数战争暴行中最具有代表性、最集中的暴行。本文通过对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电影作品的研究,论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像化表达手法,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叙述这一历史创伤事件。

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生活实态——基于美国档案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暴行引发的系列社会恶果及日伪的高压恐怖统治,严重影响了包括在宁西方人士在内的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所面临的食物匮乏、燃料短缺、出行受限等问题以及心理上的创伤,不仅折射出日军南京暴行对社会和市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也为西方社会了解日本占领区统治状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态,即日本军政当局主导的“新秩序”不仅对中国人意味着残酷的殖民压迫,对美国在华公民也意味着一种伤害,美国社会对日舆论逐步变化,有在宁侨民的贡献。

华中日军宪兵与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诸多惨案的发生,与华中日军宪兵存在密切关联。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宪兵在淞沪及其周边战场上未能履行其职责,伊始便出现失职问题。南京沦陷后,随军宪兵不仅未能成为维护军风军纪的表率,且与普通官兵同流合污,扮演了战争暴行制造者的角色。随着华中派遣宪兵队的编成,华中日军宪兵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被授予更为广泛的权限,其业务逐步集中于特务工作,军事警察职能反而淡化。南京大屠杀之后,华中日军宪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日军军风颓废与军纪败坏问题。另一方面,华中日军宪兵在从事特务工作中获得不受监督、独断专擅的执行权与处置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中沦陷区实施恐怖统治的“爪牙”。

影像记忆的光亮——与曹海滨导演谈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创作

南京大屠杀,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八十多年来一直是民族灾难记忆的象征。无数历史研究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创作者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场景与细节,源源不断地进行着相关记忆文本的探寻和挖掘。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近年来也成果丰硕,尤其是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从中央级媒体到地方媒体,常常会有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推出。纪实影像因其直观性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认知,在形塑民族集体记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

笔谈:黑暗时期的道德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拉贝和他的朋友们

2022年10月18日,由哈佛(上海)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学术论坛“道德的力量: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拉贝和他的朋友们”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哈佛大学、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拉贝后人、大屠杀幸存者一起回顾历史,感怀拉贝事迹,共同探讨道德力量给予人们的历史启示。本组笔谈均选自此次会议。

文学书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记忆空间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残酷的浩劫之一,侵华日军的暴行震惊了世界,冲击着人类文明的底线。文学书写是梳理、记忆、反思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空间,现有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书写很多,从战时至今历时时间长,从中国、日本到英语世界涉及国家地区广。但是相对纳粹屠犹的文学书写,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还需进一步加强表现战争的深度与广度,以期在记忆历史、追问人性、维护文明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传记文学《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抗战精神书写

张纯如是美国著名华裔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她非常关注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历史性创伤。《南京大屠杀》是她为缅怀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而作的民族传记,成为南京大屠杀创伤书写和历史记忆的杰作。张纯如将历史和传记巧妙结合,以日记、图片、回忆录、访谈等多种形式揭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批判性追溯,从而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篡改和歪曲历史的企图。她以民族传记为载体,超越了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传统范式,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包括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血战到底的无畏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激励着中国人民勇往直前。

记忆的“情感”:南京大屠杀微博叙事的情感分析

记忆叙事中总是存在或显或隐的情感表达。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过去十余载的微博叙事所进行的属性级情感分析发现:这些大屠杀记忆叙事的演进具有鲜明的“时期性”与“热点时刻”效应;情感的结构与共现网络均以积极情感为主;某些情感类别存在显著的“层级”与“时期”差异;情感的持有者与对象存在一种“具化受害者、概化加害者”的倾向。对纪念馆微博的考察既可拓宽大屠杀媒介叙事研究的视野,也可由此揭示媒介类型与其叙事样态之间的关联。

张纯如大屠杀书写中创伤的代际传递研究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的第二代,张纯如从上一代继承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战争的创伤性回忆,她的非虚构作品《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是她对这种代际创伤的回应,也是她对创伤进行疗愈的一种方式,更是她努力重建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和族裔认同的一种尝试。张纯如的写作还体现了她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和担当,更体现了对真理伦理的追求。但是,代际创伤和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写作有着取代她的个人叙事的隐患并且有可能导致反移情的发生,并对她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建构过程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言说历史的路径:美籍华人作家的“南京大屠杀”书写

近年来,一批美籍华人作家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陆续出现在大众视野,以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哈金《南京安魂曲》、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郑洪《南京不哭》四部长篇小说为代表,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跨越中西的文化身份使得美籍华人作家从“为国族写史”与“为西方立传”的双重创作立场出发,呈现出兼有“国族性”与“世界性”的视野越界。其作品通过建构“受难者”中国、“侵略者”日本、“拯救者”西方三重人物形象,融合人道主义与国族情感,摊开一道多维、全面、生动、立体的战争叙述,既为受难民族“为何言说”及“如何言说”历史开辟新路径,也在全球化语境和战争文学整体脉络中为“南京大屠杀”题材创作带来宏阔纵深的反思与启示。

“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记忆书写——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例

时至今日,86年前那场惨绝人寰、震惊中外,最终致使30万中国百姓惨死的南京大屠杀,仍然以其留下的沉痛记忆深刻地留存在中国人民心中。这段历史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日恢复邦交后重新获得关注,但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不为人知,为了宣传和铭记,国家迈出重大一步,将南京大屠杀形塑为世界的记忆,在记忆建构的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诫告人们和平的意义。以南京大屠杀为切入点,以民族共同体为基础,从“记忆”钩沉大屠杀事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延续,以此达到民族记忆的情感认同与召唤。

问题与方法:新世纪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

1937年以来,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在创作动机、叙事角度和伦理立场等方面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其中新世纪以来的南京大屠杀文学创作在叙事结构和再现手法上的变化尤为显著,但这些变化并不有利于该题材的文学再现。《南京血祭》作为南京大屠杀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其创作手法富于前瞻性和启发性,作品以情感贯穿的非虚构式、见证式叙事手法,展示了战争期间多层面的历史真实,诗性的语言表述和非虚构的叙事形态,回溯民族创伤、再现历史记忆、召唤不屈抗争,将灾难叙事和胜利叙事予以整合,这些特征应成为新时代南京大屠杀题材文学书写的典范。

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建构——以《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1949-2022)为例

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人民日报》自建国以来至今各个不同阶段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总结了《人民日报》在建构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时所呈现的特点、区别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起始阶段《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建构更多的是对于国际国内突发事件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建构;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日报》逐渐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掌握集体记忆建构的框架;最后,相关报道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关注增加了价值意义。

挖掘史料细节,还原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亲历者回忆录手稿首度公开》采写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叙述了作者采写消息《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亲历者回忆录手稿首度公开》的心路历程。如何挖掘出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深层内涵,完善史学叙事,记者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思考。该作品拟获消息类二等奖。

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续)

一、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一)自治委员会办公地点迁移昭和13年1月1日成立的自治委员会,原在南京市警察厅内办公,由于地方狭窄,多有不便,故于三月末,将自治委员会办公地点迁至原司法法官训练处.

论南京大屠杀与当代民族忧患意识

距今已6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记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抚摸曾经的伤痛,铭记历史教训,呼唤永久和平,不仅仅在于必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重要的是对这段残酷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找到现实启示,这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足以使任何外敌望而却步,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中国人民必须增强当代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发奋图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