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康熙朝《尚书》日讲分为经筵进讲与南书房侍讲,二者同时进行,虽有区别,但沟通密切,共用的进呈讲义后辑为《日讲书经解义》。张英作为讲义的分撰官和南书房侍读《尚书》的儒臣,其著作《书经衷论》与《日讲书经解义》常有文字复现、观点相近、论证思路暗合的现象,据此推测《日讲书经解义》或由张英独力完成。《日讲书经解义》着力疏解文意,发掘《尚书》蕴含的治道,规劝皇帝重视心性品格的修养。《书经衷论》尤重行文章法,以性理释经,强调安民重贤。两部经解结撰原则与体例的差异影响书中传达的旨趣与用意,触发“异轨”效应。

《五子之歌》中的君臣責任及其相關問題——以漢、滿文本《日講書經解義》爲考察對象

《日講書經解義》是玄燁少年時所受的《尚書》教育,時間是從康熙十七年二月至十九年四月;日講經筵的課程對玄燁施政有相當的影響,加上當時正值三藩之亂,講官的内容不得不有所指。雖然日講課程是講官向皇帝授課的内容,但事實上,玄燁早在南書房與張英、高士奇兩位大臣討論過,講官理應知道玄燁的想法,因此有時也必須緣人主之意而加以闡發。所以,《日講書經解義》可見君臣之間的互動。《五子之歌》講的是太康耽於逸樂而失國,其五位昆弟述大禹之誡以諷焉。經文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等句,被視爲治國心法,所以玄燁在南書房誦習《五子之歌》後,即和張英討論經文中的“敬”意,而講官也在日講的場所,不斷向玄燁表示治國安民必須持“敬”,處處替庶民着想,因此“敬”不只是自身道德的修爲,更要推及天下。此外,講官在宋儒以《詩·小弁》解釋五子之怨的基礎上,進一步以屈原忠君愛國的精神來發明五子之怨,這大概是受到玄燁曾稱讚屈原自沉以表忠君愛國的節操之影響。顯見玄燁有意以屈原爲人臣的楷模,期望人臣在國家板蕩之際,能“視國如視家之誼”。另一方面,從玄燁提出“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視國如視家之誼”,以及讚揚屈原的節操來看,背後正隱藏着君臣倫理的變化;亦即從漢代發展出“君臣義合”的觀念,至康熙時已被破壞,取而代之的是“君臣如父子”,在必要時可以爲國犧牲。滿文是清朝的國書,《日講書經解義》同時以漢、滿文本刊行;雖然滿文本是直接譯自漢文本,然而就《五子之歌》而言,仍有部分用字的不同,其中或多或少有訓誡滿洲子弟在戰事之際,必須安分守己的意味。因此,經學的討論固然不能忽略帝王經學,而滿文是清朝重要的文書,也應予以正視。要之,本文透過漢、滿文本《日講書經解義·五子之歌》的考察,希冀理解當國事不寧之時,君臣之間是如何規範彼此的責任,及其背後所顯現出的君臣倫理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