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本《旧五代史》勘误(一)

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校笺、增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不乏舛误之处,就笔者目力所及,校勘、补正6则:一是原文“蓝关”应为“蓝田关”;二是原文《罗隐传》记载的其“年八十余”应为“年七十七”;三是《李嗣昭传》记载的“(天祐十九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应为“(天祐十八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四是《华温琪传》载的“右龙武统军”应为“右龙虎统军”;五是《程福赟传》载的“天福七年冬”应改为“天福六年冬”。六是《礼志下》载的“用少牢者用特牲代”应改为“用少牢者用特牲”,“代”为衍文。

《旧五代史》重辑的回顾与思考

一、《旧五代史》的多舛命运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史书,都是北宋时期的著作。《旧五代史》由薛居正主持编修,编成于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历时仅一年半。参与修史的一批史官水平并不高,能如此迅捷完成此书,关键是充分利用五代实録以改写成书。五代虽称乱世,但日常运作的文官体制尚相对稳定,史书编纂也始终没有中辍。

《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

在长达150卷的《旧五代史》中,在五代十国的舞台上占据很大份额的十国仅有五卷,篇幅很少。就《旧五代史》目前可见的记载,可知关于十国史的记述主要有几个特点:对十国史的极度漠视;对十国贬多褒少;具有浓厚的正统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强烈;突出显示北宋王朝的皇恩与天威。这些特点均显示出《旧五代史》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

《旧五代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继《〈旧五代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之后,续释《旧五代史》词语21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宋衍申主编的《两五代史辞典》。其中个别词语虽被《汉语大词典》立为条目,但其所收义项亦有缺漏。

《旧五代史》词语札记

《旧五代史》的新词新义比较丰富,是研究唐末五代语言很好的断代语料,体现出汉语词汇发展的新面貌。文章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选取若干词语,探讨该书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价值。这些词汇或词义的抉发,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词典的编纂修订有一定作用。

新版《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勘误与辑佚——以《贞宪公张承业碑》为线索

张承业是晚唐五代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均为其立传。《贞宪公张承业碑》是元人张鼎新依据当时流布的《旧五代史》撰写的碑文,主体框架基本保留了《旧五代史·张承业传》的主要内容。从清代邵晋涵辑佚《旧五代史》,到今人陈尚君等学者重新整理《旧五代史》,均没有留意到保存在清代《山西通志》中的《贞宪公张承业碑》。该碑文对于校勘、补充《旧五代史·张承业传》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旧五代史》考证

薛居正等人所撰《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以下简称薛史)，原成书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7)，到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朝廷嫌其繁冗浅陋而诏令削去，只用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遂致此书逐渐湮没。至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薛史原书已不可得。于是，馆臣邵晋涵等人便将《永乐大典》所采《旧五代史》辑出，再参考他书，补苴成篇，由此薛史失而复现。但薛史辑本自产生之日起便残缺不全。因为其一，辑本所据明代《永乐大典》，几经劫难，到乾隆年间已缺两千四百多册，加之大典当初所采薛史本不完全。

《旧五代史》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修订本《旧五代史》卷九十七《杨光远传》记载杨光远在明宗朝历妫、瀛、易、冀四州刺史。通过多种史料佐证,杨光远在明宗朝就任刺史的时间顺序当为妫、瀛、冀、易,《旧五代史》记载有误。

《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疑误辨析

《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是研究五代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是宋人欧阳修、薛居正修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加之史书在流传或刻板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故两部史书中讹误之处不免存在。笔者就20余处疑误略加考证,以期为研读和运用《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者提供借鉴。

《旧五代史》标点商榷

一九七五年五月校点完毕，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旧五代史》，在断句标点方面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校勘也有些疏漏的疑点，现在就这些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同志们商量，向专家们请教。

新旧《五代史》编纂异同之比较

新旧《五代史》均成书于北宋时期,是记载五代十国历史的基本文献,但两史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成书历程、编纂体例、史料择取、叙事风格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它们内在的思想观念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尽管有史学思想本身演进的原因,但最为根本的乃是源于唐宋社会变革下的经学及其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的转型。毕竟,经学作为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左右着史学及其观念。可以说,新旧《五代史》分别处于两个时代,是汉唐注疏之学(汉学)与宋代义理之学(宋学)两种经学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具体体现。

清辑《旧五代史》评议

学术之隆替，既与时代之盛衰遥相呼应，也与学术人才之兴衰荣枯密切相关。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页上，学人辈出，不乏卓然大家，已为学界所共见。改革开放之时代巨潮，更托起新一代学者群体。他们中不少人学有根柢，经历现代学术训练，积累濡厚学术素养，展现出各自独特的研究历程和学术风格，体现着学术事业新陈代谢的活力与希望。作为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不仅是学界前驱的薪火传人，更是更新与光大２１世纪中国学术的思考者、探索者、实践者。 “努力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专家学者群体”，是第五届上海社联的一项重点工作。本刊编辑部从第六期起。辟出“中青年专家网页”专栏，就治学道路、治学成就与治学体悟等方面，对部分中青年学者进行访谈，并同时辑收其近期主要研究课题新作一篇。专栏冠名“网页”；也是寄托着我们对本专栏在联络学人、互通信息上的厚望。值此新的世纪之交与千年之会将临之际，我们期盼着此项工作得到学界的关注与支持；期待着更多专长之士以更多创获，崭露学坛。

《旧五代史》诸志标准本的论证

现行《旧五代史》是清人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的,并不是原本,只能称作辑本。这个辑本《旧五代史》与原本有较大差距,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也以这个辑本为底本。运用科学方法对辑本《旧五代史》增补删改,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旧五代史》本来面貌。《旧五代史》包括本纪、传、志三大部分,本文目的是确定《旧五代史》诸志的标准本,为对《旧五代史》诸志部分进行辑补作准备。经过一系列考证,证实在辑本《旧五代史》诸志中,《乐志》和《五行志》符合原本,可以作为诸志的标准本。

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续)

《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是辑补《旧五代史》本纪部分的重点,它的辑补完成标志着《旧五代史》本纪部分的辑补完成。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要以已知条文作为起跑线,以现存五代梁实录作为参照系,明确本纪的内容分类,充分利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料,进行科学有效地辑补,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的面貌。

赵翼论新、旧《五代史》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体包括“史法”和“史事”两部分 ,“史法”部分主要考察新、旧《五代史》的史料来源、体例、书法 ,评论其优劣得失 ,揭示其文献价值。“史事”部分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 ,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 ,从中抽象出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 ,探讨其政治得失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 ,揭示其史学价值。

“物帐”还是“物账”——兼及《旧五代史》一处校订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发掘后,隧道内发现记有地宫供养物的石刻,《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①对此碑的最初定名为《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内容主要记载了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贵戚、内臣僧官等供奉佛骨真身舍利的物品名称、数量、器重以及奉献者的名衔等。石刻首段"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后"并不是题名,所以简报根据此碑的文字内容以及借鉴日本的《东大寺献物帐》在定名时添加了"帐"。

《旧五代史》卷一九勘误

1.《氏叔琮传》:“及昭宗东迁,征为右龙虎统军,以卫洛阳。”(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4页)按:“右龙虎统军”误,当为“右龙武统军”。《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7页)、《新五代史》卷四三《氏叔琮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34页)、《新唐书》卷一〇《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2页)、《新唐书》卷二二三下《氏叔琮传》(第6362页)、《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904)闰四月戊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31页)、《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元年八月壬寅条(第8635页),均载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宋代王溥撰《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开元)二十六年(738)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31页)又,王溥撰《五代会要》卷一二《京城诸军》:“梁开平元年(907)四月,改左右长直为左右龙虎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5页)知唐禁军有龙武军,非龙虎军也;龙虎为后梁禁军名号。同此例,《朱友恭传》云“天祐初,昭宗东迁洛邑,征拜左龙虎统军”(第295页),亦误,当为“左龙武统军”。《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新唐书》卷一〇《哀帝纪》、《新唐书》卷二二三下《朱友恭传》、《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闰四月戊申条与卷二六五天祐元年八月壬寅条均载朱友恭为“左龙武统军”。《新五代史》卷四三《李彦威传》云其为“右龙武统军”,误,时任右龙武统军为氏叔琮。

修订本《旧五代史》校补十三则

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增补、校勘,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该书对《永乐大典》与《册府元龟》的利用仍有未及之处,本文就笔者目力所及,校勘、补正十三处。

游离与回归——《旧五代史·乐志》发微

雅乐作为封建时代宫廷音乐的主流,为音乐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作为专门记述君王如何规范用乐的"乐志",《旧五代史·乐志》虽说并"无创新之举",但是,于其中可以窥见中国宫廷音乐的不同寻常的文化表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一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