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和约》之于南沙群岛主权效力辨析

《旧金山和约》是迄今为止第一份涉及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国际条约。虽然中国政府并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对华法律效力,但是我们必须重视其在南沙群岛争端问题上产生的影响。根据《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并不能从《旧金山和约》得出南沙群岛主权归属某个国家的结论,与中国存在南沙岛礁主权争端的越南和菲律宾所作出的所谓条约解释均有悖国际法规则;而《旧金山和约》之后的《日台和约》在论证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作用应予重视。

《旧金山和约》并非战后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

据一些中日历史资料记载,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是《旧金山和约》。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根据《日韩合并条约》剥夺了在日朝鲜人的朝鲜国籍并赋予其"日本国籍"。二战结束后,根据"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从《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日起又一次剥夺了在日朝鲜人的"日本国籍"。因此,战后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是"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并非《旧金山和约》。

关于《旧金山和约》的效力

2007年4月25日,日本最高法院依据《旧金山和约》对5起中国民间个人的战争损害赔偿诉求案作出了驳回请求权的判决。通过分析《旧金山和约》的内容和缔约主体存在的问题,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违法的、无效的条约。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源头——东京审判与《旧金山和约》

近些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否认侵略罪行的教科书问题、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争端不断,不但阻碍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往来,且制约了中日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交流及发展。本文试图从影响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追根溯源,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分析,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及美国对《旧金山和约》的主导,使得中日留下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近年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开罗宣言》和《旧金山和约》内容探析

2004年,台湾教育部门发布了修订的《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因对《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的表述而引发讨论。近年多数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尊重历史,客观地介绍《开罗宣言》及台湾在二战后法律地位问题,这对学生正确认识历史、认识台湾具有重要意义。但部分历史教科书,歪曲、否定《开罗宣言》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甚至假学术争议之名,大讲特讲《旧金山和约》以及所谓的《中日和约》,以彰显"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对《开罗宣言》的不同阐述,其根本原因在于课程纲要未客观准确阐述《开罗宣言》。

《旧金山和约》与日本领土处置问题

战后以来,日本利用非法的《旧金山和约》,以种种伎俩企图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据为己有。《旧金山和约》违背了反法西斯联盟"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和盟国一致原则的约定,是对盟国处置日本领土规定的否定;日本背弃了在战败投降时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的多次承诺;美国也从来没有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中国为收复钓鱼岛主权做了不懈努力。因此,日本将《旧金山和约》作为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历史和国际法"依据",是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自欺欺人的谎言。

条约视角下钓鱼岛主权争端解决途径探讨

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当事国中、美、日都应该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这些国际条约确立的国际秩序。以钓鱼岛有关条约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的实质;通过条约学理研究,探讨了条约对钓鱼岛争端当事国的效力,比较了国际法上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对钓鱼岛主权争端的解决提出了几点思考。

钓鱼岛列屿及其相关条约辨析——驳日本外务省的“尖阁见解”

"关于尖阁列岛的领土主权"声明和"尖阁列岛分明是日本领土"的官方见解,是日本历次用来与中国交涉钓鱼岛主权的持论依据,无非是"无主地先占法"和"经纬线划界法"两种观点作为申述主张的理由,进一步强调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本文从钓鱼岛列屿与《马关条约》的关系、钓鱼岛列屿与《旧金山和约》的关系入手,举证大量史实分别对日方的持论依据进行驳斥——力证了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不二史实。

东亚争端的缘起:旧金山和约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订了一份“对日和平条约”，史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旨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与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其在亚太地区对抗苏联，确立亚洲“冷战”格局而策划的单方面媾和条约。

俄日关系中的“北方四岛”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在俄日关系中,"北方四岛"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它的变化和发展对俄日关系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四岛的归属,俄日各执一词,屡生争议,使该问题愈益复杂化和国际化。其深层原因在于俄日两国的国内政治,美国政策的变化和有关条约的模棱两可也是其重要的外部因素,其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则是双方争斗的主要驱动力。

战后台湾当局对琉球归属的外交策略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举行时,罗斯福总统曾提议将琉球交付中国,蒋介石考虑中国实力不足,遂拒绝罗斯福的提议。二战战后,国民政府顾及自身实力,又考量美国在东亚的布局,遂放弃由中国托管琉球的方案,主张中美两国共同托管琉球,并再三强调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不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暗中扶植琉球革命同志会,聊以自慰,并藉琉人国籍问题的操作,作为"中华民国"正统地位的筹码。"外交部"虽机关算尽,但在台湾当局仰赖美援的现实之下,琉人国籍或琉球归属问题沦为台湾当局与美国、日本政府交涉的外交策略。正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排拒在国际社会之外,台湾当局亦未能得到对日交涉话语权,只能维持"冷战"的东亚局势,未能妥善处置琉球归属问题,丧失后来的"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处理之先机,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

解析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在其占领冲绳之后,签署《旧金山和约》并与日本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其目的除了利用冲绳和钓鱼岛维持在东亚的主导权之外,还要分断中日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占领冲绳(包括钓鱼岛)并把它从日本分割出来是要控制日本;签署排除中国的《旧金山和约》是为了阻止日本接近中国,并在中日之间留下领土争端;签订《归还冲绳协定》但不明确主权的归属,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在中日争端中的平衡。美国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其在东亚事务中的发言权与主导权。

二战后对日媾和中的中国代表权争议研究

一引言二战结束后,诸盟国对日媾和既是落实战时历次对日宣告的主旨、厘清日本国家地位所需,也构成奠定战后远东格局的重要活动。[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社会在谁有权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即对日媾和中的'中国代表权'争议。在战后远东格局尚未形成的背景下.

《与日媾和条约》第三条的执行

1951年签署的《与日媾和条约》(又称《旧金山和约》《对日和约》)第三条规定,将北纬29度以南的南西诸岛、孀妇岩岛以南的南方诸岛、冲之鸟礁、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1953年12月24日,美国与日本在东京签署《关于奄美群岛协定》,美国放弃根据《对日和约》第三条下关于奄美群岛的所有权利和利益,给予日本。1968年4月5日,美国与日本签署协定,美国放弃根据《对日和约》第三条下关于南方诸岛等岛屿的所有权利和利益,给予日本。1971年6月17日,美国与日本签署协定,美国放弃根据《对日和约》第三条下关于琉球群岛中南部地区、大东群岛等岛屿的所有权利和利益,给予日本。这些协定明显背离了《对日和约》第三条的主旨,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从1951至1972年,美国作为唯一管理当局,从未将琉球群岛等岛屿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

日本政府处理“冲绳问题”的战略构想与对美交涉

"冲绳问题"在战后日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后初期美国在冲绳实施军政统治,日本政府无力收回,遂将冲绳作为与美国进行媾和谈判的筹码,以牺牲冲绳的方式达到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目的,同时又竭力通过外交交涉的途径将冲绳的主权保留给日本,为日后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埋下了伏笔。

中国人在旧金山的怒吼

2001年9月4日至10日,应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邀请,笔者偕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倪翠萍来到旧金山,亲身参与了当地华人社团组织的抗议日美两国纪念<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庆典的系列活动,亲眼目睹了旅居大洋彼岸的侨胞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捍卫历史事实的勇气,亲耳恭听了亚裔和国际正义之士,在旧金山对日本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发出的怒吼之声.

日本二战后赔偿政策改变的政治环境

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开始提起,到1976年赔偿支付完毕,历经30余年,几乎贯穿了整个战后史。战争赔偿问题以冷战为分水岭,基本上分为两大阶段,即从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美国占领军宣布中止赔偿为第一时期,也就是我们统称的拆迁赔偿时期；第二时期，从1951年《旧金山和约》缔结之后到1976年,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赔偿完毕,我们统称为协议赔偿时期。

战后东亚秩序中国际法结构的法理学批判——以“片面媾和”与“土地移交”协议为视点

国际秩序在现实主义政治体系中是由权力奠定的,但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就在于权力的不稳定性,因而通过国际法缔结形成的结构能更稳定地维持这种秩序,并维护这种秩序中包含的国家利益和成果。二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是通过"片面对日媾和行为"进行的,并以对和平初约、国际强行法和国际法普遍准则违背的方式完成的。而日美双边安排的"土地移交"三个协议中,同样是根据双边无效条款进行的,产生了非法情形和关于琉球等土地权利的非法现状。通过对媾和行为、移交土地协议中存在于"缔约权""缔约客体""约定效力"等几个方面合法性缺陷的法理学分析论证,确认此种国际秩序为非法行为的结果,系非法的现状。从国际法角度对战后地区秩序结构化分析并进行解构,还原合法结构和面貌,既是一种利益立场的合理表达方式,又是一种地区国际关系中软实力博弈的新方法和视角。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本文着重就该条约与战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做一探讨。一、问题的提出战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处理战后结果的国际法基础和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1951年美国主导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还是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以及《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以《旧金山和约》为准绳,还是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