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馆工友的抗争与困顿:1932年《时事新报》劳资纠纷研究

1932年,《时事新报》因代印《大晚报》违反上海报界工会“一报不印二报”的规定,引发争执。《时事新报》趁机提出废弃劳资契约、填具馆方拟定的志愿书等复工条件,最后多数工友妥协,得以上工。虽然报界工会对《时事新报》的挑战深为愤怒,并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少数被迫离馆工友复工的权利,但《时事新报》无视社会压力,不为所动。即便由中国共产党暗中领导、报界工会“配合”的声援《时事新报》工友的《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工友同盟罢工,也未改变馆方态度,直至帮会出面调停,这场劳资纠纷始告结束。此次纠纷反映上海报界“资强劳弱”的关系格局,同时表明帮会在劳资纠纷中左右局面的强大能量。

俞颂华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被黄炎培先生称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的著名报人俞颂华,离开我们已经整整61年了。回溯俞颂华先生不平凡的报人生涯,不禁令后人肃然起敬。

1932年《时事新报》劳资纠纷的历史考察

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因《时事新报》要求工人加印《大晚报》引发罢工,经报界工会的组织动员与《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工友之声援,演化为持续两个月的劳资纠纷。此次事件以工人失败、报界工会失势告终,其结局反映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及战争形势下劳资关系的变动。

二次革命后时期的《时事新报》舆论

二次革命是民国初年的大事件之一，对于它的爆发，当时的舆论导向如何，以及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又是怎样的，该文以《时事新报》为出发点，以时间为序以探讨当时国人的政治心态。

重庆《时事新报》郭沫若研究资料综述

《时事新报》是民国时期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曾在上海、重庆出版。就查找到的重庆《时事新报》发表的53篇郭沫若研究资料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有关郭沫若抗战演讲的报道,二、有关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文章,三、有关郭沫若历史剧的评论和报道,四、有关郭沫若及其作品、言行的评价,五、有关郭沫若的其他报道。由于现在所有的数据库都无法通过检索方式查找《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只能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通过逐页浏览的方式查找,因此,已经查找到的这些文章值得我们重视。

陈布雷《商报》与《时事新报》政论对比研究

陈布雷不仅是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首席国策顾问,也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记者、政论家。陈布雷在《商报》时期的政论光芒四射、犀利敢言,引起社会瞩目。但是1927年陈布雷加入《时事新报》后政论风格大变,社会影响也逐渐下降。本文对他在《商报》与《时事新报》两个时期的政论风格、内容进行简要的对比,并结合史实探析其原因。

《时事新报》多重面相的呈现及其原因分析

《时事新报》创办时间长达42年,横跨整个民国时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相。《时事新报》是民国新闻界和政坛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报纸,经历过从拥袁到反袁、从拥蒋到反蒋再到拥蒋等复杂变化。《时事新报》以编制著称,在报刊业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冲破劣势跃至上海报界第三。张竹平在接盘《时事新报》后,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欲将该报发展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商业化大报。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旋转门现象始终普遍、报纸内容定位庞杂是《时事新报》之所以呈现多重面相的主要原因。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辛亥《时事新报》征文的政治旨趣与舆论互动

1911年5月,张元济、高凤谦等人收购的《时事报》改组为《时事新报》,并委任汪诒年为报馆经理。创办者抱有浓厚之政治关怀,尝试做到立场中立,欲为"政客"提供以政见组成政党的舆论空间,为立宪时代的政党政治做好准备。时事报馆开办之初即向社会征文,设问八题颇具巧思,且深浅不一,成功吸引各方读者的关注。征文栏目既刊登正反两面之言论,又借机引导舆论,在日趋激进、党同伐异的报界颇具特点。关于征文的投稿、互动、发表与评审,可以窥见中下层读书人的政见取向以及办报者的政治旨趣,反映辛亥革命前夜舆论环境的复杂性。

张东荪、《时事新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张东荪对《时事新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成《时事新报》的转型,最终提升了该报的影响和地位。在张东荪的创新和努力下,《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张东荪也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报人、宣传家、思想家和青年精神导师。

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史实及新发现的佚文考证

新发现的一组茅盾佚文共有11篇,其中有2篇"编者按",1篇发表在《时事新报》"外论"栏(署"雁冰"),1篇发表在《时事新报》"时评"栏(未署名);1篇通信,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通讯"栏(署"明心");其余8篇时论文章均发表在《时事新报》"时评"栏(署"冰")。这组文章不仅确证了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的史实,也从时间上修正了茅盾回忆录中关于代理《时事新报》主笔时间的误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茅盾与《时事新报》历史渊源的认知,同时这些社会时评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茅盾此时对于社会的认知及其思想倾向,对于探究茅盾早期思想以及五四时期茅盾与《时事新报》及其所在研究系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兼谈新发现的郁达夫两篇佚文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发表作品,不外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在杂志上刊登;二,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三,交付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又有先在报刊发表后编集和直接出书之区别;四,作者自印。以郁达夫为例,他的成名作小说集《沉沦》,就是1921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的。《沉沦》收入《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沉沦》和《南迁》都是在小说集中首次发表,此前并未在报刊上刊登。

黄天鹏在《时事新报》的创新及离职原因探微

黄天鹏是中国报纸一版为要闻版的首创者,又倡导副刊的大众化文风,出版新闻学著作等。本文阐述了黄天鹏在《时事新报》发展历程中做出的诸多创新：负责组办新闻讲习班,实现校媒合作办学,开辟了新闻教育新途径;实行新闻综合编辑法,增设言论版,并改一版为要闻版;主编《青光》副刊,力行大众化文风,并对黄天鹏1939年离开《时事新报》走上弃笔从政人生道路的主要原因作了探讨。

《时事新报·青光》连载之《阿Q画传》初探

鲁迅《阿Q正传》问世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了多种形式图像化改编之作。笔者新近发现张义璋所绘,连载于《时事新报·青光》的《阿Q画传》,从分量和质量看,该画传为1930年代《阿Q正传》图像化改编作品中较为成熟之作。又因刊载于上海市民大报,亦可将其视为新文学小说在都市化语境中通俗化实践的代表作之一,从中可窥新文学阅读群体从精英向大众下移的一个路径。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新闻报道

三十年代前期的各种报纸、经常刊登现场采访农村和农民贫困生活的报道。对于在贫困中歉收、灾害日趋严重的实情,特派记者通过在日本东北地区、内日本等地的现场取材和体验,作为社会政治问题提出来。但是,这种报道的眼光未能透视做为“十五年战争”发端的满洲事变,也没有切实的内在证据。这是为什么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文化生态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由于受到营业化思潮的影响,副刊整体在思想趣味和文化品格上呈现出媚俗化的不良倾向。《时事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就是在这种历史生态和演变逻辑的影响下首倡黑幕文化。黑幕文化的恶性发展在破坏社会文化生态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进步读者乃至北洋政府的普遍批判和制裁。《时事新报》为了挽回危局,在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的带领下,创办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学术性文化副刊——《学灯》,裁撤了以黑幕文化为特色的《报馀丛载》。这不但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壮大,已经渗透到了报纸文艺副刊,而且也反映出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潮流下应时而变的积极态度。

略谈报告文学的新闻性

素以文学上的“轻骑兵”著称的报告文学,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新闻性,二是文学性。但目前有人过分强调其文学性而轻视其新闻性,甚至说:“报告文学的特征,与其说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不如说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这就把新闻性排除于它的基本特征之外了。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呢。?举者略抒己见,以期教正。

张竹平首创报业托拉斯新一一上海“四社”

20世纪20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出版中心,史量才、黄伯惠、汪伯奇三大报人统领沪上报业。他们主持的《申报》《时报》《新闻报》呈鼎足之势。然而,拥有上海托拉斯“四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的张竹平横空出世后,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