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时代公论》与抗战前南北政治文化论争

"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勃兴,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出现以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时代公论》社,对于当时讨论热烈的政治热点问题不断从学理上建言。该杂志鼓吹国民党一党独裁论,在宪政、民主与独裁、国民党的抗日政策等问题上,与北方的《独立评论》派进行激烈的论战。就本质而言,这次论战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分化与重新组合,均表现出功利主义趋向。《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北政治、学术文化的地缘与派分提供了新的注解。

《时代公论》(1932-1935)与国民党的“党治”

在"九一八"后的"国难"危机下,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探讨中国政治出路问题。他们认为在中国政治未上轨道之时,造就一个可以"决断"和有能力的政治力量,是中国政治的关键,于是主张国民党的"党治"独裁。国难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了由"党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时代公论》的主张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

《时代公论》民主思想研究

《时代公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体制内知识分子所创办的刊物。该刊倡导渐进民主主义,主张中国在过渡时期应建立强力政府以解决内外危机。《时代公论》渐进民主思想是近代中国人民主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界反思民主政治热潮的继续,是对"训政"体制的学理辩护和理论发展。

从《时代公论》看国民党体制内知识分子救亡的主流理念

《时代公论》创刊于"九·一八"事变后,其宗旨是对内宣扬统一、对外号召抗战。面对民族危亡,对外,它毫不留情地批评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要求对日实行彻底抵抗、甚至"超抵抗";对内,它主张通过加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恢复总理制来统一复兴国民党,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结束"武人割据"的局面。《时代公论》对抗战与统一的呼吁,体现了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体制内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救亡理念。

《时代公论》对1930年代初期中日“亲善”外交的揭露批判

《时代公论》是1930年代初期宣传抗战救国的重要刊物,针对当时的中日"亲善"外交,它指出:广田所谓的对华"友善"实质是"口蜜腹剑"的欺骗手段,目的是想采取一种柔性的外交措施来缓和与列强的关系,巩固其在东北及华北的侵略成果;国民党政府赴日求和的亲日外交只会唾面自干,认敌为友的亲日主张将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日本对华的"亲善"是一种渐进的侵略,对华的经济"提携"则是为了独霸中国市场,国民党政府不必抱薪救火与之"亲善、提携",而应堂堂正正地提出"保障安全"的最低要求。《时代公论》对1930年代初期中日"亲善"外交的批判,说明国民党政府的亲日外交政策不得人心。

《时代公论》与《复兴月刊》救亡主张之比较

《时代公论》与《复兴月刊》都创刊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时期,都提出过自己的救亡主张,两刊的核心成员也都从属于国民党蒋介石系,在民主宪政救国上,两者都支持国民党一党独裁。但前者以鼓吹统一、号召抗战为宗旨,后者以国家社会之新建设为旨趣;前者主张对日超抵抗以收复东北,后者主张先忍辱停战再图振作;前者极力赞成联俄抑日,后者对此却疑虑重重。两刊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其创刊宗旨及其核心成员的身份地位、党性派系密切相关。

《时代公论》知识分子对“五五宪草”的舆论支持——以《时代公论》为中心

《时代公论》作者群是国民党知识子分的典型代表,在30年代"五五宪草"起草的过程中,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赞成建立三民主义性质之宪法,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要求宪法赋予总统及行政院独裁之权限,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呼吁宪法弱化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之权限。《时代公论》作者群对"五五宪草"的支持体现出了国民党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与其言论主张的吻合。

试析1932年中央大学学潮

1930年代"国难"危机的背景下,民国政府的教育也遇到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普遍的就业困难,其次表现为青年人在思想和信仰方面的困惑与彷徨。而教育界在192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动员大学和青年学生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1932年国立中央大学的学潮就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