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论《时务报》的思想价值

作为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时务报》在国人启蒙、舆论支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甲午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及西方列强的威胁,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士大夫的帮助下创设《时务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旧制度、旧文化、旧体制,鼓吹变法图强,宣传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从“破”(挣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与“立”(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探索)两方面为维新创造舆论,声援戊戌变法。《时务报》在推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气变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学巨子”宋育仁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宋育仁以参赞身份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广泛接触域外文化,归来后,以所见所闻撰成《时务论》和《采风记》刊行,一时造成洛阳纸贵。其中《时务论》“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呼吁“改制度”,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又突发异想,组成水师一旅,试图袭取日本长崎。光绪二十二年后,宋育仁服务桑梓,大办商务,积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时人呼之为“新学巨子”。

宋育仁:不该消失的“消失者”——《时务论》变法思想述评

宋育仁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践家,也是四川近代文化名人之一。当今谈清末之维新思想家必称康梁,却鲜有知宋育仁。然而,在康有为写下《新学伪经考》的那一年,宋育仁已经写就《时务论》,并明确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这位当时的新锐人物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了"消失者"。然笔者翻阅其《时务论》却发现,其中的许多变法思想在当时均称得上先人一步,在那样的年代具有这样的思想的人物绝不应当成为消失者。本文通过对宋育仁的著作《时务论》中的变法思想进行介绍,进而探寻其"复古即维新"的变法核心理论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从进步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对宋育仁在《时务论》中体现的变法思想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最终成为"消失者"的原因。

《时务报》的科技报道与科学思想传播研究

目的研究分析《时务报》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传播的内容和意义。方法原始文献考证和分析比较。结果《时务报》是清末维新派人士创办的重要言论报,也是科学技术的宣传阵地,它介绍了西方的无线电、X光机、气球的发展、潜水艇、冶金、军事科学、农业科技等实用技术发明和西方的科研体制、诺贝尔奖、生态保护等科学思想。结论《时务报》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起了重要作用。

《时务报》与官方话语权的控制

《时务报》是维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官方在《时务报》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对《时务报》的襄助为其赢得发展机遇,汪梁之争促使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官办《时务报》,开创了官方"管制"报刊的模式。戊戌政变后,后党掌握舆论主导权,清廷停办《时务报》,对其他报刊进行"规范化"管理。官方对《时务报》的管控,体现了清廷对政论报刊的重视与防范。

旧关系与新组织:从《时务报》看中国同人报的内在困局

以《时务报》的迅速建成和内部纷争为个案,探究何以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格局与秩序下,同人报刊往往会陷于规则的困境。概而言之,同道即同人,既是同人报刊得以建立和维系的重要支撑,同时又会导致虽有互助之"公",却难立体制之"公共"。在这样的运转架构下,只要同事间产生纠葛,就几乎必然导致和他们既以人脉关系链接,更于其中亲疏有差的大批同人的不断卷入。在时务报馆同事的纠纷中,同道中人不断地或是被动牵扯,或是主动过问,乃至于席卷了几乎整个维新阵营,甚至整个士林,乃至从维新设计之争蜕变成赤裸裸的人事倾轧。

康有为与《时务报》

康有为与《时务报》黄士芳《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宣传变法的报纸。作为维新派的舆论工具，《时务报》的出版与维新志士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有目共睹，这些人的贡献也为后人所推崇。然而，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究竟对《时务报》...

晚清《时务通考》对西方力学知识的传播

采用原始文献分析法,探讨了《时务通考》传播的力学知识、体系及叙述方式.认为《时务通考》传播的力学知识比较全面、有一定深度,其知识体系和叙述方式能够适应当时的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但是这种分类体系部分地遮蔽了西方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利于力学原理的掌握.

维新思潮的涌涨——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

本文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主例 ,探究维新思潮在粤省穗府传播、涌涨的具体情形。本文指出珠江三角洲客观上已供备有优于别地的有利人文条件 ;甲午战后 ,康、梁等广府士子事实上已领居有在全国维新运动中的率先地位 ;为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的升腾涌涨 ,预先铺垫下了历史台基。本文统计《时务报》的派报处所、发售版本与寄销数量 。

黄遵宪与《时务报》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时务报》的发起创办人,对《时务报》有过重要影响。由于思想理念不同,他与汪康年在报馆管理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成为《时务报》最终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使维新运动遭到了重大挫折。

《时务报》华夷风气会通之始

《时务报》以译报作为开通风气的主要阵地,采用说夷指华的策略来报道异国,塑造了模式化、理想化的异国君臣形象。作为近代中人西译的成功尝试,译报体现了维新志士采西学的自主精神和主体价值。

《时务报》内讧背后的学派与地域之争

《时务报》在近代影响巨大,可以说是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然而它未终结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却毁于汪康年与康门弟子之间的内讧。导致《时务报》内讧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于创办者诸人在管理权以及人事上的纷争,但学派与地域的分歧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斗争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一,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个人学术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差异,影响了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在《时务报》馆的康门弟子自始至终维护其师并宣扬孔子改制、春秋公羊说,这与并不信奉康门学说的汪康年诸人之间滋生意见,助长了彼此的矛盾。汪康年与康门弟子学术上的分歧虽然最初无碍于携手推进维新事业,但学术对立中产生的理论差异,却诱发了他们政治上的某种分野,人事与学术相纠缠,误解随之加深。其二,《时务报》创办伊始就存在地域因素。《时务报》的创办者和编辑大致来自两个不同地域,即浙江和广东。康门弟子和黄遵宪是粤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密切,汪康年兄弟与章太炎属浙籍。在汪康年和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始终支持后者。后来随着康门其他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后,党同伐异,门户色彩凸显,而门户观念又与地域结合在一起,引发更大的波折,最终导致了《时务报》的消亡。

《时务报》人际发行模式研究

近年来,对清末著名维新派报刊《时务报》的研究可谓多矣,但研究大多集中在内容层面,鲜见对该报发行层面的研究。本文将着眼点放在发行研究方面,着重对该报独特的人际发行模式进行探讨,希望能从报刊发行方面对该报的研究做些补充。

《时务报》的民权宣传研究

梁启超、汪康年等新式知识分子以《时务报》为媒介,指出兴民权、设议院是变法的根本,学会、学校是启民智以兴民权的基础,大胆地呼吁兴民权、设议院。《时务报》对"民权"的宣传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时务报》和《国闻报》发行的影响因素

《时务报》和《国闻报》均为维新时期维新派的舆论重镇。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在维新派所办报刊中销量最多、影响最大。次年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则是当时维新派在北方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两家报刊分主南北之局势，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

论《时务报》后期张之洞与维新派走向分裂的必然

《时务报》后期言论集矢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大力倡导民权之说,与张之洞的政治立场形成了水火不容的根本冲突;同时张之洞也意识到《时务报》的言论足以影响到他本人的地位并有可能授人于柄,为了自保,便加强对《时务报》的干预,欲与维新派划清界线,矛盾不断地加深,并最终走向分裂。

汪、梁关系与《时务报》

《时务报》是戊戌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创办这份报纸的江康年、梁启超两人表面上皆能以变法维新为己任，然由于学问渊源之不同导致两人关系破裂，并最终直接导致《时务报》停办。

国难中报刊公共领域的建构——以《时务报》和《申报·自由谈》为例

《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的概念源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英、法、德三国新兴资产阶级同特权统治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一种理想模式，在一个国家政权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从而间接参与公共事物，影响国家权力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