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以《昆明会议纪要》为视角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药品、毒品和化学的多元属性,贩卖此类物品在司法认定及法律适用上需要坚持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紧扣认定罪名的构成要件。贩卖毒品罪的适用条件模糊、“代购型”贩卖等特殊贩卖行为所产生的认定争议,以及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适用混乱导致的定罪偏差,是刑法规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破解前述现实困境,应以主观目的之认定为重要依据,明确贩卖毒品罪中“明知”在先、“治疗疾病”在后的主观判断顺序,并综合考量具体行为的违法程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统一理念的指引,提出相对应的路径优化建议。在具体优化路径方面,从药品性质、销售对象和方式等角度出发,为主观目的之认定提供客观参考标准;整理“代购型”贩卖、网络销售两种特殊贩卖行为的刑法规制思路,厘清所涉及的走私、贩卖毒品罪和非毒品犯罪之间的认定逻辑;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中关于“许可”的具体指向不同,应以此为基点辨析两罪的适用界限,并深化构成要件的理解,为该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参考。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司法认定新释——基于《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程度与证明系司法认定的核心问题。《昆明会议纪要》既对典型犯罪行为的“明知”要素作出了具体规定,又专门列明了“明知”的证明规则,呈现贯彻刑事一体化理念、契合刑事政策与情势变迁、贴合学理和实践争点等现实特征。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可以聚焦于行为对象、特定事实、共同犯罪三类,其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行为性质、结果和因果关系的认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程度应当着眼于“明知必然”与“明知可能”两种,并区别于“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及“推定知道”。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应当重视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强调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并以法定基础事实的证成为核心合理运用推定规则。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若干重点问题的理解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前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和完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打击效果。代购毒品的认定要处理好其与贩卖毒品的关系,既要避免贩卖毒品罪的不当扩大化认定,又要防止犯罪分子以代购毒品逃避惩罚。要注意科学区分麻精药品、药品和毒品的界限,确保行为准确定性。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要重视区别行为人特点、行为性质和情节等,严格审慎地决定适用。纪要否定犯意引诱的合法性,注意准确认定“本无犯意的人”的含义。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犯罪的再犯。要科学、全面地理解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含义,确保纪要的妥当适用。

毒品案件刑事政策的理解与把握——以《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为切入点

《昆明会议纪要》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的全面贯彻和具体落实。要贯彻执行好《昆明会议纪要》,办好毒品案件,应当科学把握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总体从严、宽以济严,突出重点、区别对待,罚当其罪、处刑均衡,正确理解和执行死刑政策。《昆明会议纪要》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坚持从严惩处的基本方针、区别对待的政策要求、“数量+情节”的量刑标准、证据裁判的原则底线。《昆明会议纪要》对毒品共同犯罪、毒品上下家犯罪、运输毒品犯罪、制造毒品犯罪以及非传统毒品犯罪等的死刑适用进行了明确、规范、细化,为精准适用死刑、有力惩治毒品犯罪提供了规范指引。

特定人员贩毒行为刑事治理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残疾人、孕期、哺乳期妇女、未成年人和急性传染病人等特定人员参与贩卖毒品的情况十分常见。上述特定人员普遍具备特殊的生理特征与法律地位,因而在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时往往会遇到是否处罚和如何处罚的难题。多年来,司法者始终在探索特定人员贩毒行为的合理治理方式。《昆明会议纪要》的出台标志着“区别处罚”的裁判思路已经初步形成。为正确理解并合理适用相关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细化“区别处罚”具体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实刑执行的有效性和完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等措施,优化特定人员贩毒行为的刑事治理机制,进而切实提升毒品犯罪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