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昌言》与消极修辞

《昌言》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文风在汉末政论文中别具一格。这一独特的效果,是因为仲长统在写作之时采用了消极修辞。文章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颠覆了东汉政论文的范式。内容上打破了征引儒家经典的言说模式。句式上分别对四言句式和七言句式进行了改造,使平和雅正的四言句式成了直陈时弊的利器,使富于韵律的七言句式成了宣布改革纲领的庄严范式。

《昌言》《中论》中的汉末风俗批评与审美思想

汉末名士仲长统著有《昌言》,徐干著有《中论》。二书批评汉末世风世俗,指责投机虚伪、道艺不修的士风士态,倡导"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笔端直指王权与现实政治。二书描绘了审美的理想家园与君子形象,强调个体精神,崇尚自然与人文和谐的审美观,推崇容貌、才性、情志合一的人物品鉴观,倡导美育。《昌言》和《中论》中的风俗批评与审美思想,展示了士人试图建立合理政治秩序的理性思考,开启了魏晋批评与审美之路。

由“子”入“集”--《昌言》流传演变研究

《昌言》成书列于子部,然而仲长统《昌言》的流传演变却经历了一个由"子部"到"集部"的过程。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东汉末年士人已经不同于战国诸子,在创作政论性质颇浓的子部散文之外已经有数量可观的纯文学作品问世;另一方面在于《昌言》的流传存在两次大规模的散佚与整理,在此过程中《昌言》中的子部文献大量散佚,而那些并不属于《昌言》且颇具文学性的作品又被编入《昌言》,因此《昌言》作为政论子部的特征逐渐弱化,而作为文学别集的属性日益增强。

《昌言》《中论》中的汉末风俗批评与审美思想

仲长统(179—220)与徐幹(170—217)为东汉建安时期名士,二人品德高尚,备受世人推崇。仲长统的《昌言》、徐幹的《中论》对世俗士风、审美等多有讨论。汉末乱世,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民间奇风异俗、巫术图谶流行,普通百姓趋之若鹫,丧失本性而不知;士风日下,士人结党营私,不修道艺,欺世盗名之徒蛊惑人心。

近代译报编辑中的政见表达——以《昌言报》为例的考察

1898年8月，围绕《时务报》的“汪梁之争”以报纸奉旨改为官办告终，《时务报》由此而止，汪康年于8月17日另名续办《昌言报》，接续《时务报》出版10册止。《昌言报》保留了《时务报》的体例，在以译报为主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译编而淡化政论，

非儒入道的玄学先声——仲长统思想研究

作为后汉三贤之一的仲长统,是魏晋玄学可以追溯较近的渊源之一。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而劝世治平的损益对策体现了深具儒家情怀的弘毅之士形象。《昌言》旗帜鲜明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吸收了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仕途舛蹇的仲长统最终遁入道家境界,其对儒道思想的取舍把握与魏晋玄学存在互动的关联,尽管存在诸多自我矛盾,但是在整合基本思想资源催生玄学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汉魏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试论王符、徐干、仲长统政论散文风格差异及成因

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三部政论文集因内容与形式的不同而分别呈现了冷峻、温婉、凌厉的风格特征。三位政论散文作家的个体差异、学术思想以及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风格差异的主要原因。对三部作品风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末诸子散文的特点和汉末文人的新动向。

荀悦与仲长统思想合论

荀悦和仲长统都是东汉建安时代的士人。荀、仲二人在天道观和社会治理方略等方面互有异同。荀悦所著《申鉴》重在申说和反思历史教训,其思想对汉代儒学既有保留,又有质疑;仲长统所著《昌言》则奋起批判时政,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代儒学的哲学基础。这既是汉魏之际思想界由儒学转向名法思潮的反映,又透露出魏晋玄学即将兴起的某些信息。

从劝世治平到翱翔太清——论仲长统的愤世与出世

仲长统及其《昌言》批判社会不限于形而下的现象,也富含了哲理性思考。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但劝世治平的愤世言行同时体现出了道家倾向。仕途舛蹇、生逢乱世的身世感怀,影响其思考人生价值的定位由“愤世”进而转为“出世”。他借鉴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最终留给历史一个“狂生”形象。不过,魏晋士大夫抉择儒道、构建内外互补的理想人格,仲长统确是开启端绪的先声人物之一。

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

1898年,《昌言报》连载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包含《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两文。二者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原篇名分别为《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太炎迻译《斯宾塞尔文集》是社会进化学说早期影响于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事件。之前学界未将《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予以关注,故所据斯氏原作与太炎译著之真实底本相比,有或多或少的差缪。将太炎译文与斯宾塞原作对读,可最终确认:经斯宾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卷,乃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斯宾塞本人前后期的思想有所变化,这体现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斯氏著作中。因此,确定太炎译著的原作底本,为进一步剖析斯宾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层面以及如何影响了章太炎,乃至深入研究晚清相关思想史,奠定了扎实的立论基础。

张之洞与《时务报》

《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发刊,是维新变法的主要言论机关,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销行最广的报刊。从筹备、创立直至最后改易成《昌言报》的整个过程都与张之洞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张之洞始终插手报刊的出版和销售,关注报纸言论走向。可以说,《时务报》与张之洞的关系是张之洞先后支持、压制维新运动的重要表现。本文拟在梳理张之洞与《时务报》关系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的某些关系。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昌”考辨

许慎《说文解字·日部》释“昌”为“美言”,《段注》认同许说,将“美言”作为“昌”的本义,强调“昌”从“曰”,并认为许慎“一曰,日光也”的说法可能源于魏晋人妄增许昌之说。但结合字源演化、文献用例考辨发现,“昌”字上部不变、下部多变,“昌”字“从日从口”不从“曰”,且传世文献中无“昌”释“言”义之例证,其本义应为“日光亮时的大喊声”,由此引申出“明亮”“光明”义,进而衍生出“昌盛”“正当”“兴旺”“壮大”“美好”等其他意义。许慎、段玉裁训“昌”本义为“美言”,余义为“日光”的观点恐有失偏颇。

变法名刊《时务报》与《昌言报》

《时务报》和《昌言报》是维新变法时期最著名的报刊，为改变中国的命运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自民国以来一直被藏书家和集报家奉为大珍之品，其出版背景也是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风云。

浅论仲长统政治思想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仲长统作《昌言》于此时,批判社会中的不良风气,总结出现汉朝如此局面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昌言》一书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本文即从《昌言》中残存的《理论篇》《损益篇》和《法诫篇》入手,梳理、总结仲长统的政治思想,并分析其中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浓重的理论色彩。

《潜夫论》子书精神初探

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钦慕有加。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都当之无愧。

一点典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东汉]仲长统《昌言》无论所处环境安全还是危险,都不会动摇自己的志向;无论成就事业困难还是容易,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

变法珍刊辑遗

由1895年5月康有为率1500举子“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中国近代史发生了维时三年的“维新变法”运动这场由知识分子自动发起的政治改良运动，尽管最后惨遭顽固派绞杀，但其影响深入人心，客观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发起奠定了基础。维新变法深入人心，媒体功劳最大，如果没有媒体做宣传，根本不会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参与维新，支持维新。为使读者对那一时期的报刊的作用有所了解，笔者在去年曾将变法维新时期的最主要期刊——《时务报》和《昌言报》在本刊总第39期作过一篇介绍，今年恰逢“戊戌变法”110周年，本文再试对变法时期的另几份重要报刊略加介绍。

不拘小节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1898年，任《昌言报》撰述，参加维新运动；1903，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13年，参加讨袁，为袁世凯禁锢；1934年，创章氏国学讲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