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社会创新: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治理现代化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社会创新在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由于人口新国情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限度,中国人口治理的社会创新始终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工具主义导向的偶发性举措创新,到市场驱动下的政策形式创新,再到风险叠加背景下的工具理性创新,最终发展至人口国情下的实质性社会创新。通过构建一个涵盖“横向协调、纵向协同、长远规划”的三维模型,重新建立健全人口发展支撑和服务体系的理论解释框架。该框架的主旨内涵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创新,要求从整体视角审视人口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国家战略转向为社会行动。即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在未来实践中,将进一步拓展为“发展性—社会包容”“普惠性—社会投资”“基础性—社会动员”“兜底性—社会保护”的治理现代化矩阵。

族类标签与王朝拓边: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国家治理

聚焦明代川西北地区以族类标签为标识的社会分类,是考察王朝拓边进程的关键视角。15世纪时,明廷秉持羁縻导向的边关方略,对流行于川西北非汉社会的“大小”“牛羊”等二元族类标签之内涵缺乏了解。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明廷尝试重新诠释川西北非汉社会语境中的“黑—白”族类标签,但因国家力量渗透边地的程度有限,“黑—白”标签的本地意涵与明廷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共存。16世纪中后期,明廷的边地知识与地方社会实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王朝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整饬边地秩序后,“番—羌”族类标签逐步成为向化程度深浅的代名词。明代川西北诸种族类标签的内涵演化是“中心—外缘”互动在社会分类层面微观而鲜活的呈现。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核心论题之一。在超越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法哲学的“应然性”转向“现实性”、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国家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直观性”转向“实践性”后,马克思逐步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社会本位观,澄清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动力、前提与落脚点,对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内涵特色、发展取向与实现路径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服务国家成为新风向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服务国家建设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本文认为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能彰显人民性、体现家国情怀,全周期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并且实现全民覆盖,能充分发挥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更具包容性、发展性、综合性。为此,应在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选择全民基本社会服务的发展路径,强化社会服务的社会投资功能,用数智化深度融合社会服务,以社区为载体走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服务国家发展之路。

社会组织纽带、国家审计与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作为各级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能够对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商会任职所产生的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潜在影响,并考察国家审计机关的地域性制度安排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商会组织纽带作用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即企业家商会任职对政府资源配置具有正向影响;(2)企业家商会任职与政府补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无审计署特派办的地区更加明显,即企业家商会任职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正向影响会因国家审计机关的地域性分布而存在异质性;(3)企业家商会任职与政府补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经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和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以及地方官员本地任职的情况下更加明显;(4)渠道分析表明,企业家商会任职能够加剧企业寻租行为,并增加企业社会性负担,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上述结果表明,商会组织纽带并非是通过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是以其自身为中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对政府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本文以商会这一社会组织纽带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补助资源分配背后的行为逻辑,相关研究结论对继续深化商会组织改革、加强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以促进政府资源配置的积极效应都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明代潮州的水灾与国家及社会应对

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社会转型视域下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

若是将书法置诸社会转型的视域之下加以考察,揭示其各自阶段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显然更能凸显一种“活的”书法史。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相应,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可以析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馆阁体书法的盛行;二是“王学”崛起与文人书法的勃兴;三是晚明社会危机与书法史的转向。明代书法的演变,既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若合符节,却又有独特的内在变迁规律。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基于贵州明代卫学社会影响的考察

科举是隋唐以来国家与社会联系的关键性纽带。科举的国家性及内蕴的社会、文化渗透力,可直接标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偌大中国,政区各异,对科举进行制度"一律"下特征各异的考察,能从特殊透视一般,从而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在国家与地方互动中,作为科举具体的教育功能和特殊意义。贵州明代科举及第者来源的结构及变迁案例,表征出科举作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流动载体,所依托的教育母体,深刻受制于国家与地方整合中的结构性制约;反过来,又以制度性产出(后果)的影响力制约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从而形成差序结构拓展与整合的社会变迁平台,卫学参与构建国家——社会的关系。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教育、科技、人才合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双重逻辑、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历史逻辑的总结,也是对现实逻辑的回应,更是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形成的战略部署。为确保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党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定位,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协同发展,促动教育、科技、人才合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倍增效应尽快显现。

社会组织: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

社会组织是我国重要的社会主体。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经历了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实现了由逐渐恢复到数量增长再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当前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理解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我国社会组织与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比较研究;二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三是市场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在去行政化改革之后,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开展党建、实现社会化与市场化、拥抱数字技术?对此,社会组织未来研究议程可以围绕党建引领与社会组织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社会组织市场化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组织与其他部门之间跨部门合作、数字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组织国际化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六个议题深入展开研讨。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方志管窥——以卜正民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

外国汉学家对中国的方志文化日益重视和推崇,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凸显出方志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文章以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著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管窥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方志是如何认知、研究、评价的,其研究的动机、力度及特色,以及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方志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双重衔接:国家治理与社会科学研究

国家治理离不开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与研判。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在政策实践层面受到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在治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双重衔接不足:一是治理实践与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的衔接不足,二是社会科学中的“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衔接不足。强化“双重衔接”,一是要强化国家治理的经验事实之基,二是要强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社会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和“将会怎样”的科学研究,并将对策研究和治理实践建基于这些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不断推陈出新,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全社会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优化,通过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等举措来增进人民福祉,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社会关系改变会对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等政治形式产生“冲击”,推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和相互适应。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从更加具象化的“场景”维度切入,理解两者相互作用机理,有利于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从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深化对有关问题的辩证性反思,则可催生更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场景创新,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力。

清代后期国家在场与地方社会建构--以靖州三锹“万世永赖”碑为例

靖州三锹牛筋岭款场“万世永赖”碑所载事件,对清代后期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依循该碑文记载,结合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材料,透视出在清代后期国家权力进入三锹地区对地方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反映出三锹地区地方组织对生计资源配置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从国家在场与地方社会建构视角探讨该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以及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价值及重要意义。

国家社会工作的理念、内涵与发展策略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离不开国家力量的驱动,是一种国家社会工作。它与治疗性社会工作不同,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隶属于国家治理体系,融合行政性、人民性、专业性和本土性于一体,即使是微观的社会服务背后也蕴含着强大的“国家在场”。中国社会工作还具有问题寻解性、介入整体性、民众需求生活性及专业感知被动性等特点。因此,发展国家社会工作的策略有:沿循结构性社会工作的脉络,跳出社会工作“治疗术”的狭窄通道和私领域服务,回归社会工作的公共性,从整体上改进和提升民生福祉;夯实国家社会工作的内涵,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打造国家社会工作的科学方法体系,在其各个层面吸纳并融合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实现本土性和专业性的相互嵌合。

我国人才研究特征与热点态势--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析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突出地位和作用。以1983—2023年295项国家社科基金人才研究项目为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立项数量方面,人才研究的年度立项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分为平稳阶段、波动增长阶段、平稳增长阶段;学科分布方面,人才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突出,广泛分布于23个基础学科中,主要集中在管理学、教育学、体育学3个学科;研究热点方面,以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重点关注高层次人才、科技人才、创新人才、后备人才、国际人才,形成了人才培养、人才体制机制、人才流动、人才评价等热点研究版块。存在研究力量区域分布不均衡、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短缺、人才服务和推动人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仍需不断调整和创新等问题。未来,国家社科基金应加大对人才项目的支持,人才研究将朝着与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解决我国人才难题等新的热点相结合的方向拓展。

国家审计、社会审计与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非金融上市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在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过程中发挥着协同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异质性分析证明了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的协同效应在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高、内部控制水平较高的样本中,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多途径加强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的协同、改善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水平,以及提高非金融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