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诸王世表一》周藩世表疑误考正

张廷玉《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明代亲王、郡王世系,并将各郡王系对应于亲王之下,收罗宏广,排列清晰,然而讹误、疏漏亦在所难免。今依据相关史料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一》中周藩世表27则条目进行考疑正误,其中5则各含2条讹误、存疑之处。

《明史》新校本勘误七则

“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部头特大的一种,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的新校本,是该书迄今最好的版本。而鉴于其校勘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以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数十人对该书的记载文字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勘误,在继续校勘上形成了一些新收获。

《明史纪事本末》勘误六则

《明史纪事本末》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史籍之一。由于其记叙时间跨度较大、参与修撰人员众多、参考的史籍庞杂,使得该书存在不少讹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明史的理解和研究。根据《明实录》《明史》等官修史书以及《弇山堂别集》《明通鉴》《罪惟录》等史料,就《明史纪事本末》中时间、地点、人物等存疑之处进行勘误,可以澄清明史研究史料中的一些讹误。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正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为诸本明史中最佳版本,然而由于《明史》卷帙浩繁,点校本中仍有一些错讹。其中的《诸王世表》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基础文献之一,有必要对其再做校订,以求信实。本文使用多种明史版本及稿本进行校勘,对于记载不同处又分别用《明实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重要明代史籍查证。通过校订,发现其中可加正误及缺失可补漏者49则,其中4则内各含2条错讹之处。

《明史·诸王世表四》郑藩世表疑误考正

张廷玉《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明代亲王、郡王世系,并将各郡王系于对应亲王之下,收罗宏广,排列清晰,然而讹误、疏漏亦在所难免。今依据相关史料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四》中郑藩世表12则条目进行考疑正误,其中2则含2条错误、存疑之处。

《明史·诸王世表四》赵藩世表疑误考正

张廷玉《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明代亲王、郡王世系,并将各郡王系于对应亲王之下,收罗宏广,排列清晰,然而讹误、疏漏亦在所难免。文章依据相关史料,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四》中赵藩世表17则条目进行了考疑正误。

《明史·诸王世表三》伊藩世表疑误考正

张廷玉《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明代亲王、郡王世系,并将各郡王系于对应亲王之下,收罗宏广,虽排列清晰,但亦有讹误、疏漏之处。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三》中伊藩世表10则条目中就有3则条目各含2条或2条以上讹误之处。

《明史·诸王世表五》徽藩世表疑误考正

张廷玉《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明代亲王、郡王世系,并将各郡王系于对应的亲王之下,收罗宏广,排列清晰,然而讹误、疏漏亦在所难免。今依据相关史料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五》中徽藩世表11则条目进行考疑正误,其中1则含有2条错误。

《明史·诸王世表》补证

张廷玉督修的《明史》是研究明朝历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其中的《诸王世表》对明朝各府藩王的世袭做了简明扼要的排列和说明,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然而王缵绪窜修世表后将其列于《明史稿》中,《明史》疏于考证而承袭其中的不足,现对已发现的18例不足之处加以考证和补注。

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

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明史》的“土司”书写与明代“西番”疆土分治下的土官系统

《明史》首次在官修刊行的正史中专设土司列传,却选择性地仅将明代部分“西番”土官归为“土司”。原因是万斯同、王鸿绪等清初纂修者修订稿本时深受明中叶以降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关系记载的影响。“西番”被析分三大板块是明初在“西番”建政立制过程中因袭、调整元代政区旧制的直观体现,“羁縻”土官被清初纂修者排除“土司”行列。由于明初地方政治实践的差异,陕西、四川都司卫所辖治的“西番”土官被纳入不同的军政管理体系,成为清初官修正史界定“西番”土司的深层次原因。到明代后期,“西番”疆土分治局面逐步打破,时人认知观念中“土司”地理空间分布发生变动。概念运用的考察需注重历史文献语境,以及不同区域的地方政治实践;土司概念认知的生成过程或成为与制度史研究互补的一个面向。

20世纪以来明史史料学的探索与编纂设想

20世纪后半叶,谢国桢、商传、郑克晟、樊树志、顾诚、彭勇等一批明史专家学者在明史史料学体系的探索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学术探索对我们深入了解明史史料的范围、层次、类型、内容、价值、缺陷、版本等,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加之近20余年来明史研究的纵深推进与明史史料整理影印推陈出新,使得精心设计编纂体例、撰写明史史料学初稿的条件基本成熟。编纂明史史料学著作对于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从《明史·艺文志》看清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明史》、王鸿绪《明史》与武英殿本《明史》中的《艺文志》部分收录了明末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其收录情况是清人在当时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反映。《明史·艺文志》对明末来华传教士著作的收录呈数量少、种类少、内容高度相似以及重视天文历算之学的特点,反映出清人对西方文化的轻视、误解、排斥、实用主义态度以及背后的华夏中心观念。

《明史·诸王世表》补校二则

《明史》卷100《诸王世表》一:“秦兴平庄惠王志?,……天顺元年薨。无子除。”(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12页) 按:兴平庄惠王薨后,并非无子除。《明英宗实录》卷291:“天顺二年五月辛丑,册兴平庄惠王庶长子公铄袭封兴平王。”《明宪宗实录》卷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辛亥,秦府兴平王公铄薨,王庄惠王第二子也,正统丁卯生,天顺戊寅袭封兴平王,至是薨,谥曰安僖。”《弇山堂别集》卷34:“

《明史·诸王世表》勘误二则

(1)《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二载:“辽长阳昭和王豪(土显),贵烚嫡一子,成化十年,比弋阳、永和事例,以辅国将军袭封。正德五年薨。”(中华书局点校本2696页)按:据《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七:“成化十二年九月乙卯,册封辽府辅国将军豪(土显)为长阳王。”知豪(土显)袭封长阳王在成化十二年。《明史》脱“二”字。(2)《明史》卷一百二,《诸王世表》三载:“庆怀王邃(?),康庶一子,初封平原王,成化七年袭封,十五年薨。”(同上第2715页)

《明史·诸王世表》续补

张廷玉在编撰《明史》时特意将亲、郡王袭封信息以先尊后卑顺序做成世表,内容可谓清晰而厚实,是研究明宗室制度的基本依据之一。然而,《诸王世表》错讹和遗漏不少,需要加以校勘和补证。现依据各大文献资料和圹志信息主要围绕出生时间的计算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中36例记载信息进行考辨修正,当有助于厘清与认识明朝宗王问题。

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

台北藏抄本徐亁学《明史》是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拟稿,但学界知其存世乃近年之事,该书的特点、价值等有待进一步探究。经考察,徐乾学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审订史稿。卷首韩方卓序言所载史事与历史情形相符。将此书与万斯同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进行详细的内容比较,徐氏《明史》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取舍方面显示出其在万稿和王稿之间的过渡性特点,三者呈由繁至简的趋势。在记事准确性方面,徐稿对万稿改动较多,但不够精审,以致出现了许多新误,且大部分被王稿、定本《明史》所承袭。总之,徐乾学《明史》在万斯同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对王稿及定本《明史》的成书有较大的贡献。

《明史·朝鮮傳》的文獻來源與編纂方法

殿本《明史·朝鮮傳》主要依託王鴻緒《明史稿》删訂而成,内容分朝鮮歷代沿革概述、明鮮關係編年史兩大部分。朝鮮歷代沿革部分源自葉向高《朝鮮考》,實抄自二手文獻《國朝獻徵録》;明鮮關係編年記事部分大體據《明實録》填充,並參考《名山藏》等明末史書,其中萬曆朝鮮之役部分較爲特殊,清初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援朝鮮》的系統記述爲其現成的文獻基礎。在編纂方式上,傳文大段謄抄明人舊文,略加删訂,叙事及史評大致與明代記述相同,相關改動多屬技術性删繁就簡、替换忌諱字,故《朝鮮傳》很大程度上仍反映了明人觀念。由於屢次編修、迭經增删,傳文多有舛誤,質量實較《明實録》等源頭文獻爲遜,今人在利用時當慎重待之。

《明史·赵安传》笺证

赵安,唃厮啰家族第十四代后裔,明清时期狄道州赵土司的第一代土司,明朝唃厮啰家族复兴的的重要人物。赵安曾奉命出使西域、率部征松潘、随大军征讨蒙古也先部等等,成为明朝稳定西北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