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吴仁安教授新作《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27万字,简称《江南望族》)是一部研究江南区域史的佳作,多视角、全方位地论述明清望族与江南社会经济、文化史的关系.

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

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变迁,先是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开始经济繁荣,乡村中的传统稻作农业逐渐被商品化更高的棉、桑种植取代。乡村中与稻作农业相关的信仰发生转变,市镇乡村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使其取得了当地祭祀中心的位置。清末直至民国时期乡村近代工业的发展,

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

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图书、兴学、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显示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以及明清江南士人的精神趋尚、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江南之独特的文化地位也由这一文化型社会的形成而得到确立,成为我国地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明清地域文化研究、家族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现象。

土地契约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

或因时间上距今稍近的缘故,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在各地都有遗存,特别是关于徽州、福建地区的文书更有大量收藏。由于契约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和民间性,其对基层社会诸侧面以及区域社会的研究、国家对地方控制的认识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并取得了人们的共识,贯穿于研究之中。为了拓宽研究视野,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敦厚研究学风,我们特从契约文书这一特殊的文献形式入手,就其与明清时期史学研究相关联的诸方面推出一组笔谈。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

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与精神标识。

论明清江南鲜花消费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鲜花盆玩的购买与鉴赏既是一种物质消费,也是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明清时期江南鲜花盆景的市场化运作表明: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并由此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明清江南文献中关于鲜花盆玩的消费过程的记载明显表现出雅与俗的两种形态,而这两种形态皆与市场发生了联系。鲜花盆景的消费大众化已露端倪,表明时代的明显进步。江南鲜花消费需求旺盛无疑对该时代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促进鲜花盆景栽培的科技创新;此外,鲜花盆景消费旺盛还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明清时期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典型县份个案研究之四

作者选择江南地区四个典型县份进行个案研究，通过比较，以揭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般规津。本文是系列研究成果之一。文中全面分析以山林经济为主体的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该县已卷入商品经济漩涡，并进而指出明清江南经济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明代中叶湖州府乌程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典型县份个案研究之三

自从秦立郡县制以降,县是封建机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又是政权的基层组织,它是实施管理户赋、治安、水利等方面职能的一级行政建制。因此研究封建晚期的社会与经济,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县份进行个案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也是深入剖析封建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结构或现象所必须进行的工作。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长江下游城市化和市场的发展》中指出:湖州是整个长江下游的缩影”,意义是很显然。乌程县经济繁荣,蚕桑、丝绸、渔业均很发达,有“紫金城”、“极乐国城”、“水晶宫”之称。①是“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的名郡。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山泽逶迤,川陆交会,自三国置郡以来恒为江表之望。建国东南,尤称腹心要地,吴越时恃为北面重镇。”明万历时已是 东连吴会,西达金陵,碧湖荡其脑,具区溃其尾。民艺稻秫桑麻,士习弦诵,四方之贩夫去留阗溢,伟哉一都会。”③是一个有千余年历史的望县,山川环绕,毗邻苏杭,以姑苏留都之前户,嘉湖浙甸之后屏。”④形胜冲要,繁荣富饶的地方。 明代乌程县为湖州府附郭首县。自五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祸频仍,油湖州少有兵,避乱者多趋于此,谚曰;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有一个安定的良好社会环境。疆域东西广108里,南北袤81里。北濒太湖。

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

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王日根明清社会经济史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堪称热门，过去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都是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史展开的。而在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又以江南区域的社会经济史为中...

论明清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影响

论明清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影响孙竞昊西晋末年开始，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由饱受战争蹂躏的黄河流域南移，至南宋时期确立了长江流域的新经济中心位置。到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执牛耳之显赫地位，突出地表现为以私人工商业为柠机和主...

从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禁碑看环境意识和社会经济文化--基于《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禁碑研究》的探讨

森林保护禁碑是明清时期徽州官方与民间森林管理保护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研究明清徽州官方与民间环境意识、社会经济文化情况的重要史料。基于卞利先生的《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禁碑研究》展开探讨,从界定森林禁碑的性质开始,研究其分类、特点,然后进一步探究禁碑中透露出的环境意识,分析禁碑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

明清时期 ,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江湖水路 ,形成了其特有的商品流通活跃频繁、自成体系的水上交通网络。各主要商路的分布走向 ,明晰地反映了江南地区以市镇为基础的城乡之间、镇与镇之间的工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结构以及商品流通的动态轨迹 ;江南各主要商路的主要连接点或中转枢纽 ,多为明清时期富有特色的各类米粮、棉纺或丝织业专业市镇。明清时期的江南商路对江南地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市场功能的运转 ,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 ,体现了丰富的经济内涵。

评《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

日本横浜国立大学教育学部长、东洋文库兼职研究员鹤见尚弘先生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新近结集出版的《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一书,就是他20余年来辛勤耕耘于明清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晶。全书两大章,一章主要探讨明代里甲制度,另一章利用鱼鳞图册,主要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的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开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读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

江南地区自魏晋南朝以后潜力逐步得到发掘，经济、政治地位日渐凸显，文化水平也远胜他处，至明清时期，更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再加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使得它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领域广为拓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伴随该研究领域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与颇具规模，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已进入新的时期，而对于研究者而言，却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已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拓展便觉不易，初涉该领域的年青学者更是有无从着手的困惑。

明清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与开发利用

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与经济型城市两个阶段之后,文化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及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文化城市建设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社会的和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社会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推出本组笔谈的初衷,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参与进来,共同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建设提供理性参照与智力支持。

明清桐城望族文化基因及其传续机制疏略

明清桐城望族文化的形成系于其地理、传统、家族的基因。桐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士子心理产生文化的向心力,诸多地域性文献是望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桐城望族对女儿文化教养的重视促进了家族文化的持续上升,望族之间的世代联姻为家族文化的久盛不衰提供了繁衍条件和传续机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开拓──评《近代江南农村》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开拓──评《近代江南农村》莫永明段本洛教授、单强博士著《近代江南农村》最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也是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江南农村发展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全书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