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定宇良知之学的《易》《庸》导向

邓定宇是王阳明再传弟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其良知之学的《易》《庸》导向是上承阳明、龙溪的相关思想而来的提升与发展。之所以有这样的路径,不仅是此前《周易》和《中庸》在中唐以后,特别是宋明理学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影响,而且也与邓定宇特别的人生遭遇不无关系。他认为山川河流、鸟兽虫鱼无非《易》也,所以,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吉凶悔吝,皆由人自取。根据《易》《庸》的时中原则,他把自己的动静、进退、昼夜、否泰,一切视听言动,都设置在了通向存神过化的“践形”过程之中。他基于《易》《庸》,以“中”“易”“太极”来诠释“未发之中”,“未发之中”是先天性的,致良知就是复其天地之心,回归“未发之中”。邓定宇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把《易》《庸》的精神推向了极致。

《易传》之“通”——从发生与诠释的角度看

“通达”或“感通”是《周易》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万物间的交通、感通在人们观念中形成的“通”,后来成了儒家以及道家观察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通”的哲理意义,从认识论上来看就是从不同的事项中认识和抽象出其相通的共同点,看到各种思想背后的实质。“道”无所不通,为儒学的价值之发生与诠释提供了可能。哲学思想的发生,一方面,因其作为生存境遇中的主体生命体验,一定有其外缘的刺激,有传统和具体时代特征的烙印;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作为人类精神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投射,也一定体现了人类精神图谱中的某些共性。儒者只有在儒学的义理范围之内,通过自身的独特生命实践,对传统儒学有所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对儒学义理的诠释。《易经》是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道家从自然法则的变化角度理解“通”,而儒家则坚持人文化成将价值付诸实践,二者均以“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为出发点,但在原则上有很大区别。儒学的发生与诠释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

主持人按语

任继愈曾认为,中国哲学有两大“辩证法”系统:一是老子开创的尚柔主静派,一是《易传》开创的尚刚主动派,二者一道一儒,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参阅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有两篇聚焦于老子的尚柔思想:赖锡三教授从共生哲学的角度,阐发了《老子》“柔软化刚强”的自我实践与转化艺术;吴战洪、王红两位学者基于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运用语文学的方法,通过解析老子的思想逻辑,反驳了古代学者对“柔弱胜强”的不当注解,进而对“柔弱”“胜”“刚强”作出了新的诠释。韩焕忠教授的文章虽然讨论的是杨仁山对老庄的华严学解读,却也与老子的尚柔思想有关,例如杨氏用华严宗的如来藏义诠释的“玄”即是指作为柔之至者的玄奥母性。

论蔡渊、王申子对朱子“易有太极”说之新诠

朱子以理在气中符示“易有太极”之义,后学蔡渊、王申子接续朱说,认为“易有太极”突显出脱胎于朱说的独特内涵。二儒皆以形上化之“易”对接“无极”或理,由此绾合“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蔡渊的“无体之易”与至极之“太极”将“易有太极”引向朱子“无形而有理”之域,王申子的虚静之理与理气象数浑然之“太极”使“易有太极”朗显理先气后之生成论义涵。

论君子之德及其当代启示——以孔子《易传》为中心的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任务和使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关注的根本性问题,“立德树人”则是对这一问题最直接、最简明的回答。切实做好“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的育人工作,要求在理论上充分理解和研究“立德树人”的文化传统。孔子《易传》描绘的理想道德人格蓝图,包含着对君子之德的内涵界定,以及君子“进德”基本路径的规划设计,构建了中华民族立德树人的基本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理想道德人格培育的基本范式,其中的君子之德思想对推进当代大学生德育具有重要启示。

《周易》与《孙子兵法》关系再论

很多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汲取了《周易》智慧。但从历史上考察,孙子携《孙子兵法》面见吴王的时候,孔子还没开始编纂《易传》,孙子只能看到《易经》,而《易经》为周文王所编纂,以记录卜筮为用,并未着眼于论述天道人性相关的哲学思想,阴阳爻只做结绳记事之用,鲜谈辩证思维。另一方面,《孙子兵法》和《易传》的价值观有较大的不同,《易传》强调义战,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导向,而《孙子兵法》强调逐利,以攻伐取胜为主要导向,两种思想的战争导向与形成目的有较大差别。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成为主流思想,孙子兵学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也一步步向儒学靠近,儒家的思想内核也逐渐渗透到孙子兵学的研究中,丰富了孙子兵学的思想内容。

当代价值视域下的《易传》核心思想英译评析——以《周易》三个经典译本为例

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已进入新时代,典籍外译有了新的使命。《周易》经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易经》的诠释,《易传》阐发了相对独立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思想颇具当代价值。本文在当代价值视域下,通过分析英语世界中影响较大的三个《周易》译本——理雅各译本、贝恩斯译本、林理彰译本对《易传》的英译,发现三个译本在事理、语言和风貌层面对一些重要思想的再现存在不足之处,未能有意识地突显原文的价值内涵,不易析出较固定的语言表达以形成易于记忆、传播和概念化的语句。新时代的《易传》复译应体现一种中国文化本位下的翻译自觉,在“原汁原味”地译介原典思想的前提下,适当显化那些具有较强当代价值相关性的内容,使译文既体现历史价值,又具有当代价值。

《易传》君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君子是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典范。《易传》作为哲学著作,因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故而尤为重视对君子人格的修养和完善。通过对《易传》文本的分析可知,《易传》在君子修养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和规范,这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帛书《易传》天道观研究--兼论荀子与《易》的关系

“天道”是帛书《易传》重点讨论的主题之一,特征是自然化。《二三子问》篇言“与天道始”,《要》篇以日月星辰和阴阳言“天道”,皆与“天时”义近。《缪和》篇进一步说:“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此“天之道”作为宇宙运行的法则,表现为天体的周期运动和四季的推移转化,体现为由“阴阳”“日月”“四时”造成的日月周旋、晦明轮转和昼夜更替等现象。帛书《易传》从此自然天道观入手,为人类社会的穷达寻找天道层面的依据,人于天道、地道的和谐统一中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在孔门后学中,荀子对“天”的自然主义理解于儒学史上有突出贡献,其天论能够发展成熟,主要是吸收了《周易》的天道思想。

論《禮記·鄉飲酒義》坐位之義及其成篇之年代

《儀禮·鄉飲酒禮》記述諸侯鄉大夫每三年在鄉學(庠序)舉行選舉賢能之禮,而《禮記·鄉飲酒義》則解説經文包含的“尊賢養老”之意及坐位背後的意蘊,二篇又構成事義相應的關係。《鄉飲酒義》以“象”説解賓、主、介、僎、三賓坐位的象徵意義。本文將記文放在《易傳》及《荀子》、《中庸》的思想脈絡中作考察,闡明與禮諸人的坐位之義,及其與天文、四時、仁義的對應關係,以及當中體現的將人道與天道融爲一體的觀念。《鄉飲酒義》談及仁義、聖、禮、德等德目,以及仁氣、義氣説,實有自來,可與《孟子》及郭店楚簡《五行篇》等文獻聯繫起來。然則,《鄉飲酒義》既以儒爲主,又摻雜了不少如陰陽五行思想,融各家於一體而翻出新貌。凡此,無不反映篇中展現的晚周以後儒者的特點,其成書年代自可據以推知。

帛书《缪和》训释三则

学界对《缪和》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亟需检讨。第一,“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之“阴阳”是指一岁之中春秋冬夏的推移,“短长”是指四时之中昼夜长短的变化,“晦明”是指一日之中昼夜交替的现象;第二,“夫羸德以与人遇,则失人和矣”之“羸德”,与“弱德”同义,指愚懦不毅之德;第三,从语义表达及其与故事情节的契合程度看,帛书“后说之壶”确实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这并不足以否定今本的合理性。

“太极”观念的当代哲学省思——《周敦颐太极图讲记》读后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范畴是一个宇宙论概念,而朱熹《太极图解》的“太极”范畴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太极”这个词语来自《易传》,虽然也是宇宙论概念,却不同于周敦颐的宇宙论。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宇宙论,都是存在者化的观念,因而都面临着当代哲学之前沿思想的解构。因此,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来说,如果仍要使用“太极”“无极”这样的词语,那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解构、还原而重构。具体来说,“太极”作为形上的“存在者”,即是一个存在者化的观念,因而有待于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为之奠基;“无极”亦然,它应当被改造为一个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

《易传》“圣人作《易》”说蠡测

“圣人作《易》”说最早由《易传》提出。就传世本《易传》与帛书《易传》的情况来看,这种观点具有推测的成分。在孔子的提示、战国时期的“崇圣”氛围和《周易》诠释的革新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圣人作《易》”说的提出与建构得以实现。《易传》“圣人作《易》”说在传统时代的影响和意义并非基于其事实性,而是基于它所传达的文化观念。

《易经》中的君子观

《易经》中的君子观于春海卞良君“君子”，在西周、春秋时期是贵族的通称。《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玉者。”又，《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君子指当时的统治阶级，小人指被统治的劳动人民。春秋末年以后，“君子”...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易传》蕴含的技术思想对教育技术的启示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繁荣哲学、文学有益,而且也是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古代中国哲学思想著作《易传》非常重视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包含着丰富的技术思想。《易传》的"道器说"、"观象制器说"、"开物成务说"以及"裁成辅相说"等技术思想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在现今对教育技术也有重要启示作用。

中国思想对阴阳伦理意义的确证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中,用阴阳阐述伦理观念有其思想脉络。《易传》主要从人伦秩序、德性、仁义礼知三个方面阐发阴阳的伦理意义;董仲舒通过天人相副和天人相感论证了基于阴阳的伦理学说;而到宋明理学,阴阳的伦理学本体意义得以确证。从道的角度看,阴阳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逻辑;从气的角度看,阴阳有实质的内容,这一实质内容起到规范德性和人伦秩序的作用。如何区分范畴的阴阳和概念的阴阳,如何对具体事物用阴阳范畴和概念进行把握,在现代语境下依然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阴阳是儒家思考人伦重要的哲学义理根据,建构以人伦为思考对象的哲学义理不能忽视阴阳范畴。

《易传》生命哲学研究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最早解释,后人在《易传》对《易经》解释的基础上,又对《易传》进行了无数的解释。本文认为《易传》把宇宙万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其存在基本因子是阴阳;其思想内核是"生生不息"。《易传》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成就圣人事业。《易传》的生命哲学无疑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意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