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之水道研究

《易经》居《六经》之首,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其思想在《易经·系辞》中有深刻阐释。研究《易经》与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第一,可以厚植水文化根基。《易经》诞生于6 000多年前,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蕴含的宝贵思想对水文化形成有重要作用。挖掘《易经》与水的关系,有利于筑牢水文化基础,厚植水文化根基。第二,能够拓宽水认识视角。

《易经》理雅各译本对动植物及人身象的翻译

《易经》中的“象”有卦象、爻象,见于“十翼”者,则称翼象。象又可分类,前人称之“象类”,动植物及人身各象在诸多象类中占比较大。理雅各曾感慨《易》象之错综繁复,故在翻译时颇费斟酌。实象、拟象、类象、象象关系、象义链接等,理雅各均努力在译文中逐一落实,或在脚注中加以解释。理雅各对动植物及人身各象的翻译颇为精彩,也为中国读者从“译象”角度理解《易经》提供了不同视角。

西方易学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

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序幕,掀起了西方研《易》释《易》的高潮,并且促使西方易学研究渐成一家之言。虽然以往研究多以时间为线索,对《易经》的译介史进行梳理和回顾,但是目前学界对《易经》西传专题性、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还稍显薄弱。若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西方易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索隐期将《易经》视为“东方的《圣经》”;过渡期产生历史典籍和智慧之书的分野;成熟期回归元典“卜筮之书”与“哲理之书”并重;多元发展期追本溯源强调“不可为典要”。这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易经》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所经历的由神学到汉学再到哲学的三次翻转。虽然在学理研究中这四个时期相互独立,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它们又紧密相连。西方易学发展的梗概由此被勾勒出来,以史为鉴观其一隅,进而省思当代易学的国际化进路。

“关系场”视域下的语用身份管理——《易经》中的文化身份观诠释

《易经》中的“关系场”思想对于思考汉语文化中的语用身份管理架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说,汉语文化中的语用身份管理是以“关系场”为参照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关系场”可以看作是语用身份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语用身份概念预设了“关系场”对于交际双方身份管理的影响,其外延涵盖了微观个体身份、中观家庭身份以及宏观社会身份三个层面。第二,语用身份表征发生在一定的“关系场”中,并且在卦“象”上有所表征,同时以文辞的形式对语用身份管理规则予以说明,最终监控并引导语用身份管理方向与进程。第三,语用身份管理需要参照“关系场”而整合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同时注意兼容共时与历时方法,从而保证语用身份管理的合理性与系统性。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周易》与《孙子兵法》关系再论

很多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汲取了《周易》智慧。但从历史上考察,孙子携《孙子兵法》面见吴王的时候,孔子还没开始编纂《易传》,孙子只能看到《易经》,而《易经》为周文王所编纂,以记录卜筮为用,并未着眼于论述天道人性相关的哲学思想,阴阳爻只做结绳记事之用,鲜谈辩证思维。另一方面,《孙子兵法》和《易传》的价值观有较大的不同,《易传》强调义战,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导向,而《孙子兵法》强调逐利,以攻伐取胜为主要导向,两种思想的战争导向与形成目的有较大差别。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成为主流思想,孙子兵学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也一步步向儒学靠近,儒家的思想内核也逐渐渗透到孙子兵学的研究中,丰富了孙子兵学的思想内容。

《易经》理雅各译本归妹卦阅读札记

一、义与象:归妹卦总说与其他各卦相比,归妹卦和渐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爻无论阴阳,均被视为女子。《周易折中》云:“此卦(按即渐卦)之爻象,与归妹同。不择阴爻阳爻,皆有妇象也。先儒见三、五两阳爻皆言妇,故于三则以妇指四,于五则以妇指二。今推爻意,盖三五皆取妇象。”

国内《易经》英译研究述略(2015—2022)

2015年至2022年,国内《易经》英译研究涵盖《易经》英译主体研究、译本批评研究、英译传播史研究三个主题领域。《易经》英译的研究范围得到拓展,研究层次偏向深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易经》英译研究中仍然存在研究成果数量有限、研究队伍薄弱、研究视角单一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拓学术理路与发展空间:深入发掘《易经》英译的文献史料,填补《易经》英译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点;加强《易经》英译研究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确保《易经》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准确性;提升《易经》英译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对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易经》的融合与变异做出多元化的阐释。

河南商代饕餮纹意象特征及与《易经》卦象的比对研究

河南商代青铜器饕餮纹造型独特且形式多样,饱含商代人的设计智慧,深入探究其造物内涵,构建这一纹样的地域性历史文脉,可为延续其发展厘清思路。该文作者从收集的河南商代青铜器纹饰样本入手,梳理饕餮头面部、兽身及尾部的意象要素,建立意象映射关系模型,从而推演河南商代饕餮纹饰的意象特征,通过和《易经》卦象的比对研究,进一步挖掘意与象的映射机制,以期对纹饰的传承弘扬有所启发。河南商代青铜器饕餮纹内涵丰富,饱含了商代人对虚实、阴阳、有无、疏密、动静、曲直等对立统一的认识,以及对象的呈现和对意的追求,以图案的气脉感染观者的心灵,以象外之意引起情感的共鸣。在这些朴素的思想和崇尚之下,饕餮纹饰由意生象、由象造意,循环往复,变化万千。

中华哲学典籍海外读者评价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易经》英译本为例

[目的/意义]读者评价是检验作品译介效果的重要环节,是对图书传播效果的重要考量依据。对中华哲学典籍海外读者评价的影响因素研究,能了解西方读者对中华哲学典籍的接受意向、价值判断和选择偏好,有针对性地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进行调整与优化。[方法/过程]本研究以Goodreads(好读)网关于《易经》英译本的读者在线评论为例,使用BERTopic模型进行主题提取,选取Python自带的TextBlob库对句子和词语进行情感极性分析,综合分析影响读者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结论]分析发现,中华哲学典籍海外读者评价的影响因素有:译者的翻译经历和学术积累,译本的封面设计等副文本元素,名人序言的助推影响。此外,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汉语文本特征为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语篇结构安排给读者阅读带来困扰。因此,通过翻译传播中华文化不仅要从语言层面和文化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更应该综合考虑海外读者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优化。

《易经》《道德经》视角下企业组织结构演进规律解析

《易经》与《道德经》作为我国历史“文”阶段与“字”阶段的人类思想的杰出代表,是不同时期我国智者根据天地大道所总结而成的事物演化的共通逻辑,它所揭示的是事物从孕育,即“道生一”或“易有太极”;到产生,即“一生二”或“是生两仪”;再到发展,即“二生三,三生万物”或“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必然经历的阶段与内在逻辑。企业组织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产物,自然也是符合易道思想所言的事物共通的演化逻辑。因此,运用中华传统易道思维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企业生产发展的走向,更好地理解企业的社会与历史作用,更好地实现企业管理。

典籍英译量化对比研究——以《易经》多种译本为例

基于自建的语料库,分别从词汇、句段和篇章层面对比和分析《易经》理雅各、汪榕培和任秀桦、任运忠三种译本。研究发现理译本篇幅最长,词长和句长最大,句子复杂程度最高,文本阅读难度最大,文本正式程度最高,翻译注重语句衔接;汪译本篇幅最短,文本携带信息量最少,词长和句长适中,阅读难度适中,文本客观性最强,词汇使用注重拉近和读者距离;任译本词长和句长最小,使用短词最多,句子复杂程度最低,句式较为匀称,文本阅读难度最小,内容携带信息量丰富,词汇使用具有多样性,可读性最高。

《易经》与体教融合思想之渊源研究

文章基于《易经》哲学视角,运用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求新时代体教融合与传统易经思想的内在联系。《易经》为四经之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中的教育智慧对破解体育与教育“融而未合”现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提取《易经》的教育原理,梳理体教融合思想演变历程。在《易经》与体教融合思想交融中,发现其共通之处并作出分析。阐明了《易经》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奠基性作用。结果表明:体教融合中涵盖的“健康第一”思想、回归育人思想和知行合一思想等,在百家之源《易经》中早有萌发。

理雅各《易经》与《诗经》译本中“易象”与“兴象”的翻译对比研究

《易经》和《诗经》作为“五经”中的两部典籍,分别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元典和诗歌元典。《易经》“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的思维模式及表意特征与《诗经》“六义”中的“兴”有相通之处,即《易经》中的“易象”与《诗经》中的“兴象”在意义与作用上有所关联。理雅各对《易经》和《诗经》中重合意象的翻译处理不具有一致性,在阐释过程中更注重意象独特的语境意义。

三维诠释模式下《易经·姤》经文解读探析

据《易经》原始经文新的文史哲三维诠释模式假设,各卦的经文均含有文史哲三类文字。在该模式下,通过征引多重证据,包括传世古代文献、现当代文献、考古成果及口传故事等,剖析了《姤》卦经文的原生态意义,侧重于其历史、文学和哲理文字的识别和辨读。《姤》卦之“姤”为“女”和“后”二字合文,“女后”寓指“女子强盛”。其六爻文字中,古史部分主要涉及周初“迁九鼎”和“杞国坠陨石”之史事;文学部分主要通过隐喻指涉女子生育事和强盛女子的婚姻事;哲理部分对古史和文学部分进行价值判定。

《易经》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探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意高远,站位于全人类主体的高度自觉,为破解21世纪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易经》自古以来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尝试从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等五个维度剖析《易经》中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论证《易经》中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萌芽,这既有助于弥合目前学界在此的分歧,也有助于继承《易经》文化的优秀成果,坚定文化自信。

认知术语学视角下《易经》术语的英译研究

《易经》作为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品之一,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易经》的翻译研究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趋势。文章结合《易经》多个英译本,制作汉英双语术语表,从中找出《易经》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从认知术语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英译策略。

《易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调研

“文化走出去”呼唤典籍英译本的对外传播。《易经》是中华典籍之首,通过对《易经》英译本在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的销量情况以及该图书网《易经》相关书籍分类情况的调研,分析《易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易经》在英语世界进一步传播的策略。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递活动,尤其《易经》等典籍文本的英译带有明确的对外传播的目的性,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易经》的翻译,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媒介等方面出发提出进一步提升《易经》在英语世界传播效果的策略和措施,以期扩大《易经》在海外的影响力。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易经直指》”条辨正

明代贵州建省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经学著作。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将明代易贵的《易经直指》列在第一位。然而,弘治《贵州图经新治》、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康熙《贵州通志》等书在著录易贵的著作时,只有《诗经直指》,并无《易经直指》的记载。梳理文献可知,乾隆《贵州通志》在抄录康熙《贵州通志》时误将《诗经直指》抄成《诸经直指》,道光《贵阳府志》在抄录乾隆《贵州通志》时,《耆旧传·易贵传》又将其误记为《群经直指》。莫友芝在编撰《黔诗纪略》时,留下了“易氏《易经直指》亦十五卷”的记载。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则依据《黔诗纪略》的记载,收录了《易经直指》一书。《贵州历代著述考(经部)》虽然对《易经直指》一书是否真实存在提出了质疑,但未能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本文意在辨析将《诗经直指》误记为《易经直指》的缘由。

《易经》文化融入开放大学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易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源,其中所富含的哲学思维、处事思维、道德思维对融入开放大学思政教育工作有重要意义。开放大学在新时代下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使命,结合开放教育特点和成人学生发展需求,分析《易经》文化融入开放大学思政教育的时代意义,从校园环境、在线课程、教师培养、学以致用四个方面深入探讨《易经》文化融入开放大学思政教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