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之水道研究

《易经》居《六经》之首,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其思想在《易经·系辞》中有深刻阐释。研究《易经》与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第一,可以厚植水文化根基。《易经》诞生于6 000多年前,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蕴含的宝贵思想对水文化形成有重要作用。挖掘《易经》与水的关系,有利于筑牢水文化基础,厚植水文化根基。第二,能够拓宽水认识视角。

《易经》理雅各译本对动植物及人身象的翻译

《易经》中的“象”有卦象、爻象,见于“十翼”者,则称翼象。象又可分类,前人称之“象类”,动植物及人身各象在诸多象类中占比较大。理雅各曾感慨《易》象之错综繁复,故在翻译时颇费斟酌。实象、拟象、类象、象象关系、象义链接等,理雅各均努力在译文中逐一落实,或在脚注中加以解释。理雅各对动植物及人身各象的翻译颇为精彩,也为中国读者从“译象”角度理解《易经》提供了不同视角。

西方易学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

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序幕,掀起了西方研《易》释《易》的高潮,并且促使西方易学研究渐成一家之言。虽然以往研究多以时间为线索,对《易经》的译介史进行梳理和回顾,但是目前学界对《易经》西传专题性、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还稍显薄弱。若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西方易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索隐期将《易经》视为“东方的《圣经》”;过渡期产生历史典籍和智慧之书的分野;成熟期回归元典“卜筮之书”与“哲理之书”并重;多元发展期追本溯源强调“不可为典要”。这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易经》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所经历的由神学到汉学再到哲学的三次翻转。虽然在学理研究中这四个时期相互独立,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它们又紧密相连。西方易学发展的梗概由此被勾勒出来,以史为鉴观其一隅,进而省思当代易学的国际化进路。

从“不易”到“变译”:生态翻译学视角的《易经》英译本对比研究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对比研究汪榕培/任秀桦之《英译易经》及2014年闵福德之《智慧之书》所译《易经》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上适应性选择转换程度的不同。从语言维来看,汪榕培/任秀桦译本在爻数翻译上适应性转译程度优于闵福德译本,而在词汇选择及修辞手法的还原上则逊于闵福德译本;从文化维来看,汪榕培/任秀桦译本在文化负载词“君子”上的翻译较闵福德译本更灵活;从交际维来看,《智慧之书》整体上的选择转换程度远超汪榕培/任秀桦译本。

“关系场”视域下的语用身份管理——《易经》中的文化身份观诠释

《易经》中的“关系场”思想对于思考汉语文化中的语用身份管理架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说,汉语文化中的语用身份管理是以“关系场”为参照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关系场”可以看作是语用身份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语用身份概念预设了“关系场”对于交际双方身份管理的影响,其外延涵盖了微观个体身份、中观家庭身份以及宏观社会身份三个层面。第二,语用身份表征发生在一定的“关系场”中,并且在卦“象”上有所表征,同时以文辞的形式对语用身份管理规则予以说明,最终监控并引导语用身份管理方向与进程。第三,语用身份管理需要参照“关系场”而整合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同时注意兼容共时与历时方法,从而保证语用身份管理的合理性与系统性。

《易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于杨简易学

依据“易更三圣”,《易经》的产生始于伏羲画卦,后由周文王对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为六十四卦。之后,孔子为其作传,实现了《易经》由上古卜筮之书到德性阐发的话语性转变,周文王和孔子都分别实现了对《易经》的“两创”。本文对《易经》的创造性转化体现在:依据杨简“道一”用极简的数学等式将《易经》蕴含的智慧呈现出来,实现了《易经》的科学语境转化。对《易经》的创新性发展体现在:针对义理无相的“一”开敷出不同的有相,此等式将晦涩难懂的无相、有相及相与相之间的义理至简清晰地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此等式将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以至于无限的万物同时囊括在一个等式中,深奥的简洁,充拓了孔子《易经》的生成义理。一方面此数学等式囊括并解释《易经》义理,另一方面,反过来通过等式集合的内在机理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易经》之奥。此等式如同矫正器一般,具有系统全面、简约清晰、勘误纠偏及正本清源的作用。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基于Python的中国典籍海外读者接受度研究——以《易经》英译本为例

通过运用Python数据处理技术,本文采集了美国亚马逊和好读网平台里《易经》英译本Top 10的读者评论数据,分析并呈现了读者对它们的星级评价、情感取向、评论数量、主题词云图和影响力指数等接受度数据;同时还对读者评论文本进行质性研究,探究其阅读体会所产生的情感态度、思想价值认同、译本质量和词语审美取向的读者取舍状态,以期从以上分析中获得中华典籍外译翻译方向和传播定位的些许启发。

帛、今本《易经》今、古文字考(乾至蹇)——兼及帛、今本卦爻辞异文辨析

本文取帛书《易经》乾至蹇卦的卦爻辞与今本对应的卦爻辞异文进行对比,阐释了二者今、古文的使用情况,并对二者诸多异文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

《易经》与当代社会——《易经》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近几年，国内外对《易经》的研究不断深化。2014年4月召开的《易经》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对《易经》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经过深入探讨。使大会在经传与易学史、易学哲学以及传统易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期三天的学术活动，与会者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读；既有易理研讨，也有易学应用到实践的经验交流，充分体现了当今国际学术界对《易经》研究的重视。

荣格与《易经》: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心理学尝试

以荣格与《易经》的互动为管,能透析荣格在其心理学体系中汲取和融合东方文化的努力。《易经》的“感而遂通天下”是荣格提出“共时性”思想的关键所在。《易经》的“阴”、“阳”对立统一反映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是其寻求文化沟通可能的共同心理基础。荣格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视角对《易经》进行了独特的诠释和解读,他与《易经》的对话是从心理学角度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有益尝试。

《易经》与“心理分析”——重访爱诺思

作者以爱诺思的易经研究及富有特色的《周易》译本 ,作为一个例子 ,来反映《易经》

荣格的《易经》心理学思想探微

荣格作为心理学家在研读《易经》的过程中获得了诸多启示,他对《易经》中关于人类心理的潜意识呈现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从《易经》的感应观中获得启示,成为他大胆质疑因果率的唯一性,并最终提出"同时性"原则的关键。但是荣格对于《易经》的心理学思想并没有任意夸大,而是极为客观的做出评价。他指出《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外一个人,则熹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黯如黑夜。

《易经》中的君子观

《易经》中的君子观于春海卞良君“君子”，在西周、春秋时期是贵族的通称。《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玉者。”又，《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君子指当时的统治阶级，小人指被统治的劳动人民。春秋末年以后，“君子”...

《易经》中的“小人”观

《易经》最早使用"小人"一词。古经爻辞指出"小人"具有见识浅陋,没有主见,不知进退,恃壮凌人,"革面顺上"等特点。《易传》则上升到道德层面,提出"小人"是不守礼法、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据此,《易经》告诫人们要"小人勿用",远离"小人",对"小人"保持"不恶而严"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刻,还要果敢地去除"小人",这样才能"天自佑之,吉无不利"。

《易经》卦爻辞辨及其英译

《易经》是中国最早传入西方的古典文献之一,但其卦爻辞古奥难训,结构复杂,以往的英译本在字、词、句三个层面都存在大量误译现象。对于英译《易经》卦爻辞来说,译者应对原文中的通假字、词语的本义和引申义进行详细的考辩,并对原文的句法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包括正确的句读,以及对省略和倒装等语言现象的辨析。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杨振宁先生在北京作了有关《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演讲,在文化界、科技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了让广大读者能读到杨先生演讲的全文,本刊特致函杨先生,蒙先生厚爱将讲稿审定后,同意我刊发表,现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论《易经》的英译与世界传播

翻译是人类交流与传播史上最古老最复杂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以来,世界上各种语言和风格的不同《易经》翻译版本就层出不穷。《易经》英语翻译对世界影响重大,但长期以来存在多方面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论旨在通过探讨《易经》英译的相关问题以寻找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易经》翻译的改进与《易经》世界传播的新思路。

通天下之志 成天下之务——《易经》之教育哲学思想探析

《易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其中亦富含教育哲学思想,包括:养正于蒙,生养需待;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谦虚谨慎,革故布新;自强不息,济又末济。

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

索隐法原本是指在《旧约》中找到耶稣基督显灵及其意义的线索,后来被来华耶稣会士借指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易经》中寻找《圣经》和基督的印证。索隐派成员通过分析汉字来进行基督教化解读,把中国典籍中的人物与基督教人物进行类比,将《易经》卦象与上帝神圣启示结合起来,同时还把《易经》编年史归于《圣经》的编年史之下,确立中国的经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由此确立了《易经》乃至中国文化对外诠释和传播的一种富有创意和成效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