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启瑞《春柳》词初探

龙启瑞是晚清颇有名气的学者型诗人。他的《汉南春柳词抄》作为晚清“临桂词派”的代表作,确有许多好词达到了“华实相扶”、“情采自凝”的境界。在艺术形式方面具有凄丽清婉而不委靡颓唐,善于白描而不意浮文散,崇尚自然而又重视锤炼之功等特点,所以在当时便颇受专家好评;即使在现代,尽管时迁境异,可是我们玩绎时仍然觉得龙氏这卷《词抄》中许多佳作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春柳》与民初之新剧改良与建设

春柳社及其演出的话剧历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中国话剧的萌芽和地点,文学史上的评论家都对春柳社及其春柳社演出的话剧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以往的研究者把目光过多的关注在春柳社及其发展,而相对忽视了春柳社解散之后,李涛痕在天津创办的《春柳》杂志。本论文论述了《春柳》杂志的创办目的宗旨,并详尽论述了其在"新"与"旧"的对比中在编戏、演戏方面对戏剧的改良,以及其"理想中之新剧"的提出,这些对新文化的新剧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春柳堂诗稿》的难解之疑

《春柳堂诗稿》因录有四首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诗而被红学研究者重视,但自20世纪50年代公布以来,围绕其真伪和作者是谁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囿于研究资料的匮乏,至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未有定论,可能影响《诗稿》的红学研究价值。梳理三个“难解之疑”,对《春柳堂诗稿》隐而未见于《熙朝雅颂集》《清诗汇》等诗文集、写作年代不明、作者与刊刻者之间的祖孙关系与年龄差距的矛盾等三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提出解决思路。

再谈《春柳堂诗稿》之疑点——兼答张志先生

《春柳堂诗稿》一向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资料,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疑点:一、是否确为乾隆朝之作品?二、两首以"芹溪居士"为题下之诗注是否确实可信?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否会以"芹溪居士"为号?本文举出的证据皆倾向于否定。故这些关键性问题未确定之前,不宜据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

《春柳堂诗稿》写作时间考

本文立足内证,对《春柳堂诗稿》中《陪吴三兄钓鱼台访友》、试帖诗"四时殊气"、《孟冬二十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和龙二府〈在滇游螳螂川赠空谷先生〉原韵》、《寓宿卜云庵席间闻卜府君在任凶讣即时留别》等五篇作品反映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辨,认为《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大约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道光十二年(1832)仍在世。张宜泉与曹雪芹在时间上没有交集。

春柳曳曳

随着人们散懒的脚步加快。春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今年的春，似乎总少了点什么。是春雷吗？是春雨吗？似乎都不是。沉闷的天空，似乎还未有春的身影。乍暖还寒的天气让人有些抱怨。昏黄的天空似一张极大的网。像要把整个世界都笼进去。

春柳雅韵

早春时节，北方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别的树木还赖在冬天的床上睡眼惺忪地伸着懒腰，嫩嫩的柳芽，戳破了层层包裹，已经密密匝匝，挂上枝头。

踏破铁鞋“龙二府”——黄一农先生“e考据”回应

析探《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的"交游网络",是考证宜泉生平经历的有效思路之一。从已有的三个"龙二府"入手,也许会引导我们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

题咏派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限于篇幅,很多作品自然难以对《红楼梦》评价面面俱到,然而却能紧紧扣住原著艺术形象去纵笔抒怀,其视野的相对开阔,确也多元地拓展了《红楼梦》的诠释维度;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这一派研究的却最为薄弱。本文从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红学文献的辨析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

再谈“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相关例证的考证讹误——敬复胡铁岩先生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相关例证,皆有各种不足,要么是错用误用之例,要么是乾嘉交替时期的特例,要么出自“固定语句”,确实存在着考证讹误,不能成立。“我皇上”称谓当朝皇帝的“时间坐标”意义能够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限定在乾隆朝,曹雪芹与他晚年在北京西郊结识的朋友张宜泉确实生活在同一时空。

“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

在对《春柳堂诗稿》写作时间的讨论过程中,一些学者以《春柳堂诗稿》自序"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句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的含义是专门称谓当朝皇帝为据,得出《春柳堂诗稿》产生于乾隆时期的判断。确实,"我皇上"在有清一代的使用过程中,其官方使用含义明确规定是专门用来称谓当朝皇帝的,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些非官方使用场合,"我皇上"一词的使用含义也存在用来称谓前朝皇帝的情况。拙文所举八例"我皇上"一词用来称谓前朝皇帝的例子,目的无他,只是想说明:官方规定的"我皇上"一词的含义虽然是专门用来称谓当朝皇帝,但在使用实践中还是存在少量例外情况的。而这一因素,对于坚持《春柳堂诗稿》产生于乾隆时期的学者而言,应该予以适当考虑。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析探《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之交游网络

本文推判《春柳堂诗稿》中的"李四兄"或是乾隆十六年庶吉士李方泰,并合理怀疑宜泉曾参预二十四年运送滇铜入浙江之事,再透过其可能的交通路线,理出"龙二府"应是云南威远同知龙廷栋,"穆县令"乃四川兴文知县穆元章;至于"周鲁瞻",则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武进籍好友。也因此发现宜泉与曹雪芹之间不仅生活时空相近,且交游网络亦有所重叠。无怪乎,宜泉会留下好几首有关曹雪芹的诗。文中亦尝试整理勾勒宜泉的生平事迹。

回顾与展望:关于《春柳堂诗稿》问题的论争

《春柳堂诗稿》自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发现后,便受到红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曹雪芹的四首诗,对于了解曹雪芹的姓名、字号、性格特点、晚年的生活情况、生卒年月等问题,很有帮助。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春柳堂诗稿》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问题提出质疑,争论的主要问题有《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张宜泉还是兴廉?如何解释张宜泉与其孙子张介卿的年龄差距问题?《春柳堂诗稿》中关于曹芹溪的字、号及其它注释是否合理?以及《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是否做过官以及活动范围等问题。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红楼合映春柳堂——关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霑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曹雪芹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春柳堂诗稿》在1992年以后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迄今仍争议不断,成为红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的对比,认为张宜泉诗中的曹霑与敦氏兄弟的好友曹霑应为同一人。本文还对1955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有关《春柳堂诗稿》著作权及其作者生活年代等热点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与检讨,对曹霑墓石真伪研究与张宜泉诗句的关联性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旨在强调在当前的红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

也谈《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以《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为中心

"孟冬廿五日"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非指"立冬日后的第二十四日",张宜泉诗"恭纪"的也是皇帝到阐福寺拈香之事,而非"上幸瀛台"事,故该诗作于"咸丰二年"说不能成立。诗中"梵筵同"之"同"也不是"同时去"义,而是"相同""一样"等义,故,认为该诗恭纪的应是皇帝"同时去"阐福寺和永安寺拈香的观点就不符合实际,进而,则张诗之"写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嘉庆二年"说,也就没有说服力,不能成立。《恭纪》诗只能作于乾隆朝。

春柳

点点鹅黄惹客怜，柔柔摇曳舞翩跹。去年江畔谁折柳，试问归帆何日还。

春柳

柳的姿态 是少女的舞姿 轻盈的枝叶 唤醒大地沉睡的梦

春柳

春风戏柳舞翩跹，万缕千丝垂绿涟。 莫笑卑微无倩影，絮携宏志上遥天。

春柳

东风乍起意犹寒,剔透冰凌缀水边。历九冬条仍荡绿,唯忧春闹未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