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的难解之疑

《春柳堂诗稿》因录有四首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诗而被红学研究者重视,但自20世纪50年代公布以来,围绕其真伪和作者是谁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囿于研究资料的匮乏,至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未有定论,可能影响《诗稿》的红学研究价值。梳理三个“难解之疑”,对《春柳堂诗稿》隐而未见于《熙朝雅颂集》《清诗汇》等诗文集、写作年代不明、作者与刊刻者之间的祖孙关系与年龄差距的矛盾等三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提出解决思路。

再谈《春柳堂诗稿》之疑点——兼答张志先生

《春柳堂诗稿》一向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资料,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疑点:一、是否确为乾隆朝之作品?二、两首以"芹溪居士"为题下之诗注是否确实可信?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否会以"芹溪居士"为号?本文举出的证据皆倾向于否定。故这些关键性问题未确定之前,不宜据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

宜泉先生及其所撰《春柳堂诗稿》新考

本文对《春柳堂诗稿》的体例、用语以及作者宜泉的家世生平,做了较详细的稽索。宜泉的年纪应与曹雪芹相近,唯晚卒数年,两人或曾分别考任官学教习,宜泉于期满后很可能还获授县训导或县丞之类的低阶职位,并历升江东一带的地方官。

原可避免的疏忽与失误——胡铁岩先生两篇有关《春柳堂诗稿》文章读后

本文通过对胡铁岩先生在引据张宜泉《春柳堂诗稿》自序"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时强调"昔"字而忽略"我皇上"的时间坐标意义,导致两篇文章基本观点失误之处进行辨析,指出《春柳堂诗稿》自序最迟写于乾隆六十年,张宜泉最迟生于乾隆十年,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时间上确有交集。

试解《春柳堂诗稿》中的“三个疑点”——与刘广定先生再商榷

《春柳堂诗稿》两首以"芹溪居士"为题的诗注是真实可信的,曹雪芹以"芹溪居士"为号也是真实可信的,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作于乾隆朝毋庸置疑。故《春柳堂诗稿》足以用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

《春柳堂诗稿》“待解之疑”试解——与刘广定先生商榷

以贾宝玉反对探春取名"秋爽居士"为由认为"曹雪芹不喜用‘居士’之称呼",并进而怀疑曹雪芹有芹溪居士之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视两首涉曹诗的题下诗注"似是一篇小传因诗题下留的空间不够而分两处写,疑非宜泉原稿亲注"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春柳堂诗稿》中涉曹诗的"可信度""正确性"无可怀疑,是可以"用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的。

《春柳堂诗稿》写作时间考

本文立足内证,对《春柳堂诗稿》中《陪吴三兄钓鱼台访友》、试帖诗"四时殊气"、《孟冬二十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和龙二府〈在滇游螳螂川赠空谷先生〉原韵》、《寓宿卜云庵席间闻卜府君在任凶讣即时留别》等五篇作品反映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辨,认为《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大约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道光十二年(1832)仍在世。张宜泉与曹雪芹在时间上没有交集。

《春柳堂诗稿》创作年代及相关信息考辨

本文通过对《春柳堂诗稿》研究各家观点所持"历史唯一性"硬性证据的综合梳理和辨析,认为《春柳堂诗稿》为曹雪芹同时期人宜泉所作,其中涉曹诗对研究曹雪芹有着重要价值。

《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新考

《春柳堂诗稿》自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以来便成为红学的一大热点,然而,该书作者“宜泉”之身份却一直是困扰红学界的难题,众学者虽争论不休,却流于臆断。此前的相关学术探讨几乎涵盖该书的所有细节与诸多面向,并有周汝昌、徐恭时、刘广定、王利器、欧阳健等一大批学者参与,然而至今仍然未为定论,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该研究的重要性和难度。本文以敦诚与钱沣的文集为突破口,考证钱沣、杨永芳、王运昌、李观等一批滇籍旅京应试举人,或经同乡周于礼引介,与敦敏、敦诚、永、曹雪芹等人颇多交往,从而怀疑王运昌便是宜泉。而《种芹人曹霑画册》之所以流落云贵,或因曹雪芹友人周于礼、王运昌等云南士人回乡所致。本文最后结合诸多史料,从《春柳堂诗稿》文本出发,给出王运昌何以姓“张”的合理解释。

析探《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之交游网络

本文推判《春柳堂诗稿》中的"李四兄"或是乾隆十六年庶吉士李方泰,并合理怀疑宜泉曾参预二十四年运送滇铜入浙江之事,再透过其可能的交通路线,理出"龙二府"应是云南威远同知龙廷栋,"穆县令"乃四川兴文知县穆元章;至于"周鲁瞻",则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武进籍好友。也因此发现宜泉与曹雪芹之间不仅生活时空相近,且交游网络亦有所重叠。无怪乎,宜泉会留下好几首有关曹雪芹的诗。文中亦尝试整理勾勒宜泉的生平事迹。

回顾与展望:关于《春柳堂诗稿》问题的论争

《春柳堂诗稿》自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发现后,便受到红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曹雪芹的四首诗,对于了解曹雪芹的姓名、字号、性格特点、晚年的生活情况、生卒年月等问题,很有帮助。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春柳堂诗稿》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问题提出质疑,争论的主要问题有《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张宜泉还是兴廉?如何解释张宜泉与其孙子张介卿的年龄差距问题?《春柳堂诗稿》中关于曹芹溪的字、号及其它注释是否合理?以及《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是否做过官以及活动范围等问题。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红楼合映春柳堂——关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霑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曹雪芹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春柳堂诗稿》在1992年以后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迄今仍争议不断,成为红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的对比,认为张宜泉诗中的曹霑与敦氏兄弟的好友曹霑应为同一人。本文还对1955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有关《春柳堂诗稿》著作权及其作者生活年代等热点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与检讨,对曹霑墓石真伪研究与张宜泉诗句的关联性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旨在强调在当前的红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

也谈《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以《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为中心

"孟冬廿五日"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非指"立冬日后的第二十四日",张宜泉诗"恭纪"的也是皇帝到阐福寺拈香之事,而非"上幸瀛台"事,故该诗作于"咸丰二年"说不能成立。诗中"梵筵同"之"同"也不是"同时去"义,而是"相同""一样"等义,故,认为该诗恭纪的应是皇帝"同时去"阐福寺和永安寺拈香的观点就不符合实际,进而,则张诗之"写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嘉庆二年"说,也就没有说服力,不能成立。《恭纪》诗只能作于乾隆朝。

兴廉生平事迹补证——《春柳堂诗稿》作者非兴廉论断之一

张宜泉及其《春柳堂诗稿》是红学史上参与人数最多、讨论最深入的几大公案之一,而张宜泉和兴廉是否是同一人是其中争议的热点之一。兴廉的主要仕历在福建和台湾,故利用其交游友人的相关诗文记述,可以丰富和补充有关兴廉的生平事迹,进一步证实其并非《春柳堂诗稿》的作者,以达到澄清问题,裨益《红楼梦》研究的目的。

“雪芹三友”诗探微

关于曹雪芹,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相当少。因此,“雪芹三友”诗,即敦敏的《懋斋诗钞》、敦诚的《四松堂集》和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便成了考证其世家生平的珍贵资料。对于这三部诗集中有关寄怀雪芹的篇章,诸家历来大都认为是对曹雪芹一人生活情状的描绘,从而证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种种情形。笔者初读这些诗句时,也与诸家同见,但几读之后,却发现在这些诗句中不仅活现着曹雪芹的形象,也或直或曲、或明或暗地闪动着另一个人的影子,觉得以往对曹雪芹某些方面的考证似有张冠李戴之误,拙笔愿将对此所探之微举出讨论,以领方家教正。

踏破铁鞋“龙二府”——黄一农先生“e考据”回应

析探《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的"交游网络",是考证宜泉生平经历的有效思路之一。从已有的三个"龙二府"入手,也许会引导我们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

胡铁岩先生在《“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一文中所举出的八个例子,似都值得商榷。其“我皇上”一词,或因胡先生文中弃用原本正确的“我皇考”而误用不符合官方规定的“我皇上”致例证本身出现缺陷,毫无证据意义,如“例一”;或因“我皇上”用语在评书原文中的使用符合规范,并无不当,而另一例原文“译”自日文致使其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先天不足,且都具有“我国的皇上”省写为“我皇上”的可能性,似都难以成为证据,如“例七”“例八”;或因对例证中引文的误读、误解,十分牵强,且又将不同的时间纪年连在一起推算时间,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失去证据意义,如“例三”;或因“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时仅限于乾隆、嘉庆两朝间,“系臣下颂祷之词”,而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故不足为据,如“例四”“例五”“例六”;或因例证中的“我皇上”乃前人罕见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利用相关文献时出现的误抄、误改,胡先生却不察不辨而以之立论,也难以为据,如“例二”。故胡铁岩先生所举出的八个例证似乎都是靠不住的,“我皇上”一词仍然是证明《春柳堂诗稿》写于乾隆年间的“铁证”,毋庸置疑。

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

题咏派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限于篇幅,很多作品自然难以对《红楼梦》评价面面俱到,然而却能紧紧扣住原著艺术形象去纵笔抒怀,其视野的相对开阔,确也多元地拓展了《红楼梦》的诠释维度;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这一派研究的却最为薄弱。本文从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红学文献的辨析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

再谈“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相关例证的考证讹误——敬复胡铁岩先生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的相关例证,皆有各种不足,要么是错用误用之例,要么是乾嘉交替时期的特例,要么出自“固定语句”,确实存在着考证讹误,不能成立。“我皇上”称谓当朝皇帝的“时间坐标”意义能够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限定在乾隆朝,曹雪芹与他晚年在北京西郊结识的朋友张宜泉确实生活在同一时空。